周恩來與紅巖精神

　　紅巖精神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是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特別是領導國民黨統治區(qū)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實踐的產物，是在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并領導中共國統區(qū)組織期間倡導和培育起來的。這種革命精神因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慶紅巖而得名。紅巖精神曾推動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新中國建立后，仍然是鼓舞全國人民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yè)而奮斗的巨大精神力量。周恩來所倡導并培育的紅巖精神何以具有如此偉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呢？本文試圖就此作個初步探討。

　　一

　　紅巖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產物。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就是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這個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就是國民黨統治區(qū)。

　　從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的１２年，是近代中國社會發(fā)生根本變革的歷史時期。這個期間，中國人民經過８年的抗日戰(zhàn)爭，驅逐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民族危亡；接著又經過三年半人民解放戰(zhàn)爭，打垮了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了新中國。紅巖精神就是適應這一根本變革的需要而產生的。

　　歷史已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除了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英明正確以外，靠的就是革命精神的巨大感召作用，特別是在國民黨統治區(qū)，億萬人民之所以能夠不顧蔣介石集團的白色恐怖，一心跟著共產黨，就在于周恩來所倡導和培育的紅巖精神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這就是紅巖精神形成的歷史背景。

　　至于紅巖精神形成的特殊社會環(huán)境，這是顯而易見的。抗日戰(zhàn)爭以來，中國共產黨依然同大革命失敗后的情況一樣，主要是在兩個陣地上開展革命活動：一個是武裝斗爭地區(qū)，即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戰(zhàn)后期稱為解放區(qū)；一個是國民黨統治區(qū)（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還包括被日本占領的敵占區(qū)），國統區(qū)后來被稱為蔣管區(qū)。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兩個地區(qū)進行活動，都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因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建立起來的國共兩黨之間的新的合作關系，雖然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基礎，然而正如周恩來所說：“中國的統一戰(zhàn)線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開（的）法定的�！�2。對蔣介石來說，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是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由于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而逼成的�！笆Y（介石）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3，他堅持實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國民黨一直限制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發(fā)展；不承認陜甘寧邊區(qū)的合法地位，對邊區(qū)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不斷制造磨擦，屢屢掀起反共高潮；在國統區(qū)則不給予共產黨和其他小黨派的合法地位，尤其不允許有共產黨組織存在。所以，在國統區(qū)工作的共產黨人面臨更大的困難，他們處在極其復雜險惡又是十分重要的革命陣地。

　　這是因為國統區(qū)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抗日根據地，有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有中共領導的革命武裝和人民民主性質的革命政權，中共的各種活動都是公開的。而在國統區(qū)，則由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一切國家機器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人民沒有言論、結社、集會和出版等民主自由權利。在這里，共產黨的組織不能合法存在，一經發(fā)現，便立即受到破壞；即使是具有合法身份，被國民黨允許公開活動的共產黨員的任何行動，都被置于國民黨軍（隊）警（察）憲（兵）特（務）的嚴密監(jiān)視和控制之下。他們在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館周圍和中共人員日�；顒颖亟浀穆吠狙鼐�，都部署了各式各樣的監(jiān)視崗哨，此外還派專人進行盯梢和跟蹤，有時竟然實行非法綁架和逮捕。在國統區(qū)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真不啻處于“龍?zhí)痘⒀ā敝�中�?br />
　　二、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在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紅區(qū)）進行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在國統區(qū)（白區(qū)）實行了同樣殘酷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圍剿，致使中共在白區(qū)的革命力量喪失殆盡。這個期間，他們大肆進行反共宣傳，把共產黨人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洪水猛獸，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們又誹謗共產黨“游而不擊”、實行“封建割據”和“破壞政令軍令”，有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就給中共在國統區(qū)開展工作造成相當大的困難。

　　三、陜甘寧邊區(qū)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同國統區(qū)，顯然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前者實行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各抗日階層的統一戰(zhàn)線的政治體制，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權利。那里的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著熱火朝天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各項社會改革和生產事業(yè)，并興起了朝氣蓬勃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化運動，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根據地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民主中國的模型”4。這里是教育人民，培養(yǎng)革命骨干的大熔爐。而后者則仍然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雖然廣大的人民都以很高的愛國熱情和激昂的斗志，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著反侵略斗爭，但是麇集在國統區(qū)的官僚買辦奸商劣紳以及潛伏的漢奸走狗，卻過著腐朽糜爛的生活。因使是國難當頭，國統區(qū)卻遍布舞廳、煙館、賭場、妓院等污穢場所，社會上呈現一派紙醉金迷的污濁景象，加之國民黨軍警憲特和地方豪紳惡霸勢力依仗權勢巧取豪奪，欺壓百姓，黑社會勢力亦恣意肆虐，一般百姓更加感到社會上暗無天日�？梢院敛豢鋸埖匕岩灾貞c為中心的國統區(qū)比作一個社會罪惡的大染缸。在這里人與鬼、莊嚴與丑惡、光明與黑暗是并存的。

　　四、總的來說，抗戰(zhàn)時期，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qū)和敵后抗日根據地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不斷積蓄抗日力量的重要基地。正因為堅持開展了敵后游擊戰(zhàn)爭，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保存下來的那一部分工農紅軍才得以迅速壯大起來，使中國革命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發(fā)展。因此，就抗日戰(zhàn)爭和中國革命的全局而言，這里同大革命失敗后的井岡山等紅色革命根據地一樣，是中國革命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要陣地。然而，在根據地的武裝斗爭還必須同國統區(qū)的革命工作，特別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qū)的革命工作相配合。因為，當時中國的中央政權在重慶，只有堅持在國統區(qū)開展黨的工作，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才能在全國范圍內鞏固和發(fā)展，黨才能夠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以便遇事進行交涉、協商和談判，盡一切可能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與合作；同時廣泛地團結各派中間勢力，并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而就整個中國革命來說，必須通過黨在國統區(qū)進行艱苦工作，不斷地把黨的政治影響擴大到全中國，使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為全國人民所接受。此外，還必須盡可能同各國派駐國統區(qū)的機構及來華人士交往，以便溝通中國共產黨同國外的交流渠道，爭取國際民主進步力量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對于國統區(qū)工作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周恩來曾明確地指出：全面地來說，如果沒有武裝斗爭，革命當然談不到勝利，但是，如果沒有地下工作，沒有統一戰(zhàn)線工作，革命的勝利也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我們黨長期在白區(qū)做地下工作和統戰(zhàn)工作，應該說是必要的，是有意義的5。周恩來在這里說的“白區(qū)”，就是指國統區(qū)。毛澤東也曾強調說，如果沒有城市工作和其他農村工作也就是國統區(qū)的工作來配合，中共所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就處于孤立，革命就會失敗。而民主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此目的�！�6正因為黨在國統區(qū)的工作具有如此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所以，不論國統區(qū)的社會環(huán)境多么復雜、艱難和險惡，中國共產黨都必須在這里站穩(wěn)腳跟，并不斷鞏固和加強這個重要的革命陣地。

　　自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來，周恩來奉派長駐國統區(qū)主持同國民黨的談判，并負責中共在國統區(qū)的組織的領導工作，擔負起發(fā)展革命統一戰(zhàn)線的重大任務。周恩來同他的親密戰(zhàn)友董必武、葉劍英、博古、王若飛、鄧穎超等先后在這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為中國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勝利建樹了輝煌業(yè)績，并倡導和培育了紅巖精神。

　　二

　　毋庸置疑，紅巖精神是抗戰(zhàn)以來，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在國統區(qū)進行革命實踐時共同締造的，但周恩來在其中起了主導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周恩來就是紅巖精神的倡導者和培育者，他的博大思想、高尚情操、優(yōu)良品德、道德風范、良好作風及人格魅力，乃是紅巖精神的精髓。

　　從周恩來個人的革命生涯這個角度來考察，紅巖精神也可以說就是周恩來精神的一種表現形態(tài)。周恩來自青年時代參加革命，到抗戰(zhàn)時期，已有二十多年。他已經在革命的實踐和理論方面有了恢宏的建樹，而抗戰(zhàn)以來在國統區(qū)的工作，則是他革命生涯中又一輝煌篇章。他的聰明睿智。領導才能，談判風格，人格魅力等等均得到了充分發(fā)揮，并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廣泛稱道，其個人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作為具有豐富斗爭閱歷的著名革命家，在他身上已經形成一種獨特的周恩來精神，而紅巖精神可以說是周恩來精神在當時歷史階段的比較完整的體現。

　　周恩來對紅巖精神的倡導和培育不僅在于他通過各種場合，并以不同形式發(fā)表了大量言論，提出了一系列主張，更在于他在國統區(qū)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中的身體力行和率先垂范。概括起來，可以把紅巖精神，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把生死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共產主義事業(yè)而獻身：正如周恩來于皖南事變發(fā)生后，致中共中央報告所表示的那樣：“我們一切都準備了，即他捕殺討扣，毫無所懼�！�7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蔣介石集團發(fā)表了誣陷新四軍為“叛軍”的所謂命令和談話。國共兩黨沖突幾乎達到白熱化的地步。當晚，周恩來在南方局工作人員的會議上憤慨地說：“反動派可能下毒手。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反動派突然襲擊，要準備被捕、坐牢、砍頭！不管怎么樣，我和同志們在一起！”在周恩來大義凜然的革命氣節(jié)激勵下，南方局的同志“各人都在心里琢磨著在關鍵的時候，應該怎樣去對付敵人，使自己不愧做一個共產黨員”8。這種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及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而英勇獻身的高尚品質，突出地表現于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被囚禁在國民黨上饒、息峰、恩施等地監(jiān)獄和重慶軍統特務集中營內的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志士所開展的不屈不撓的斗爭。這個期間，先后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有幾百人之多，他們大多是在南方局的教育培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其中有些是地下省委一級的負責干部。他們被捕之后，抱著“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愿把牢底坐穿”和“慷慨就死”的決心，把監(jiān)獄當作特殊的戰(zhàn)場，繼續(xù)同反動派進行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不畏艱難險阻，進行韌性戰(zhàn)斗，堅守和發(fā)展革命陣地：由于周恩來早就判定蔣介石及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本質“是不會改變的”9。因此，總是教育國統區(qū)的共產黨員，要不存任何幻想地做好應付蔣介石集團發(fā)動突然襲擊的準備。但是，這并不是主張當蔣介石集團掀起反共逆流時，就直接拿起槍桿子硬拼，而是要牢記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心臟地區(qū)工作的歷史任務，這就是宣傳和組織群眾，廣泛開展統一戰(zhàn)線工作。周恩來指出：國統區(qū)是統一戰(zhàn)線工作的第一線，沒有第一線的統戰(zhàn)工作，抗戰(zhàn)就不能順利進行下去，因此，必須堅持這個陣地。而要同國民黨頑固派作斗爭，這里就是前線，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前哨陣地。我們一定要不怕困難，堅守陣地10。周恩來要求中共國統區(qū)各級組織的領導者一定“要有堅韌的奮斗精神”11。他說：在國統區(qū)工作的共產黨員，要樹立一個信念，就是“黑暗是暫時的，光明會到來”，我們“不但遇著光明不驕傲，主要是遇著黑暗不灰心喪氣。只要大家堅持信念，不顧艱難向前奮斗，并且在黑暗中顯示英勇卓絕的戰(zhàn)斗精神，勝利是會到來的，黑暗是必然被擊破的�！泵慨攪�民黨頑固派倒行逆施，時局發(fā)生逆轉時，他總是帶領大家“從最壞的可能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12從而使得國共兩黨關系一次又一次由瀕臨破裂的危機中得到緩解和好轉。蔣介石集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周恩來依據中共中央指示，堅守重慶這個政治斗爭的重要陣地，向頑固派發(fā)動了強大的政治攻勢，終于將這次反共高潮擊退。皖南事變后，中共在國統區(qū)的處境更加艱難，公開合法機構的工作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更為嚴密的監(jiān)視，就連周恩來的活動范圍也受到嚴格限制，但是，周恩來領導廣大干部與黨員，適應白色恐怖日益加劇的新情況，堅決貫徹隱蔽精干的方針，采取靈活多樣的組織形式和斗爭方式，扎根群眾進行黨的建設，建立群眾工作據點，廣泛開展以話劇運動為主的進步文化運動，同時加強對外接觸，拓展外事工作領域，這就頂住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壓力，使中共的政治影響在國統區(qū)更加深入人心，在國際上的交往范圍也日益擴大。

　　三、以無產階級的博大胸懷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派和反動勢力：抗戰(zhàn)爆發(fā)以來，周恩來用最大的熱忱為促進全民族的團結而奔走呼號。他指出：在民族矛盾處于第一位的情況下，為了取得抗戰(zhàn)勝利，一定要努力把抗戰(zhàn)陣營擴至‘大無外’，把反對抗戰(zhàn)的敵人陣營縮至‘小無內’。”13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制造分裂，危害統一戰(zhàn)線的惡劣行徑，周恩來著文告誡國民黨當局，“在抗戰(zhàn)建國過程中，團結則存，分裂則亡，合作則勝，獨霸則敗。”14促其勿以一黨私利而危及國家民族的利益。雖然國民黨頑固派一再制造反共磨擦，掀起反共高潮，而周恩來總是依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本著“相思為國”15的態(tài)度，堅持通過兩黨談判，爭取實現互諒互讓，以維護團結抗日的大局，即使在皖南事變發(fā)生后，對頑固派開展必要的原則性斗爭，也還是為了制止時局的逆轉。這一點，就連國民黨的談判代表也不得不承認。１９４１年１月下旬，國民黨代表張沖同周恩來就中共參政員是否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問題進行商談時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是奸15。張沖在這里講的“秦檜”和“奸”，指的就是國民黨中對中共實行政治壓迫，軍事進攻的人們。這說明，凡不帶政治偏見的國民黨人，都無法反對周恩來抨擊頑固派破壞國共合作的嚴正立場。致于對各種中間勢力的團結工作，周恩來更是不遺余力，他一直重視同中間勢力建立廣泛聯系并同他們廣交朋友。對各中間派別，他總是給予積極支持，照顧他們的利益，幫助他們進步和克服困難，對他們以平等態(tài)度相待并同他們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從而贏得了廣大中間勢力的信賴，把他們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這是周恩來在國統區(qū)從事統一戰(zhàn)線工作的一項巨大成就。

　　四、對盟友采取謙誠相待，互敬互諒，堅持真理，以理服人的態(tài)度，與之患難與共，肝膽相照：抗戰(zhàn)初期，周恩來在制定有關統戰(zhàn)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時，就把“堅定的立場”、“謙誠的態(tài)度”列為“統一戰(zhàn)線守則”的重要內容。他提出：在斗爭中，我們既要不失立場，堅守原則，又要機動靈活，以求成功，但不操之過切，咄咄逼人。在組織上，要不暴露，不威脅，不刺激，以求實際發(fā)展，但警惕走向死路，自投陷井。在工作上，使競爭相互讓步互相為用，但競爭不應損人，克己互助不舍己耘人，讓步不能損害主力。此外，還要重實際，重信義等等17。這并不是要共產黨人充當謙謙君子，而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這樣做，正是中國共產黨有力量的體現。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真理在中國共產黨人手里，人民站在共產黨一邊。所以，周恩來同長期處于敵對狀態(tài)的國民黨代表談判時，總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雍容大度，尊重對手的“黨見”和“黨格”，與之推誠相見，以便經過認真商談，爭取在維護民族利益的前提下，達成互信互讓。這就使得他與談判對手不僅建立了“公誼”，而且還能“由公誼而增私誼”18。周恩來一貫主張對同盟者一定要以理服人。他說：“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是必須堅持的，但是，要做到使別人“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19。他堅決反對強加于人的壞作風。他曾說過：強加于人，就只會丟掉朋友，把他推到反對我們的方面去。他一貫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經常教育一些具有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在同黨外民主人士聯系時，“要注意他們的安全，不要把‘尾巴’（指跟蹤的國民黨特務）帶到他們的辦公室和家里去”２０。這樣就贏得了廣大黨外進步人士的普遍擁戴。當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時局發(fā)展的緊急關頭，由于政治上的搖擺不定而發(fā)生錯誤，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時，仍能誠懇接受，繼續(xù)跟著共產黨前進。這在國內外黨派關系史上，確實是罕見的。這是周恩來與同盟者長期患難與共、肝膽相照才結成的牢固的戰(zhàn)友之間的關系。

　　五、深入社會，扎根群眾，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本色，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在白色恐怖的國統區(qū)進行蔭蔽的地下工作，尤其需要得到群眾的掩護。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本色，以取得人民的信賴。所以，從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領導人到一般共產黨員，從南方局領導機關到各個基層組織，其言行舉止一切都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fā)。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贏得國統區(qū)人民普遍愛戴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國統區(qū)的工作人員，基本上長期過著如同紅軍時代的那種供給制生活，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十分艱苦。這就使得他們始終同廣大人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南方局的廣大黨員，都堅持貫徹周恩來制定的勤學、勤業(yè)、勤交友和職業(yè)化、社會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方針，依托職業(yè)、深入社會、扎根于群眾之中。這種辦法確實奏效。能使黨員和積極分子在各種崗位上因表現出色而“得到信任，保住崗位，便于埋伏”，且由于廣交了朋友，“處處可以得到掩護”，使得國民黨特務因此而“找不到捕捉的目標”；同時，由于長期深入群眾，潛移默化地把許多青年從國民黨、三青團的反動政治思想影響下爭取了過來，團結、教育、培養(yǎng)和鍛煉了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積蓄和壯大了革命力量”31。鑒于國統區(qū)環(huán)境極其復雜，而革命工作又需要接觸社會的各方面，南方局允許有的黨員“三教九流都可參加”，但必須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22。根據這一原則，有的黨員長期戰(zhàn)斗于國民黨及其政權機構的核心部門或特務機關。他們既要扮演好與自身職業(yè)身份相稱的社會角色，又要機智巧妙地保持共產黨人的堅定立場和優(yōu)秀品質，因而隨時處于個人生命的風口浪尖之上。還有的黨員奉派在重慶和香港等地開辦企業(yè)，為革命籌集經費，這些企業(yè)后來均有發(fā)展，有的甚至延續(xù)至今，這些共產黨員也就成了社會知名的腰纏萬貫的“大老板”。然而，他們將企業(yè)盈利所得悉數上交黨的組織，自己卻兩袖清風，不從中私占一分一毫，且始終過著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如果沒有堅韌的意志，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支撐，這些處于極其特殊崗位上的共產黨員要做到不辱使命，是不可思議的。

　　以上幾個方面綜合起來，體現了周恩來倡導和培育的紅巖精神的主要內容。這種革命精神不是靠閉門修養(yǎng)就能形成的，而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指導下，經歷了時代風暴的考驗和血與火的戰(zhàn)斗洗禮，在千錘百煉鑄中就的。它是無產階級的優(yōu)秀品質和中華民族優(yōu)良傳統的完美結合。紅巖精神同歷史上形成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以及同樣是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一起，都是革命先輩們在斗爭實踐中創(chuàng)造的寶貴精神財富。

　　紅巖精神是馬克思主義的，它具有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能為在黑暗中苦斗的人民指明航向�？箲�(zhàn)時期，一位經常同周恩來交往的著名的民族工商業(yè)家說過這樣的話：周恩來“給陰霾如蓋的重慶帶來一線生機。我有幸同他幾次懇談，聽他對國內外形勢的透辟分析，不覺耳目一新。在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人的影響下，我逐步從‘實業(yè)救國’的幻想中解脫出來，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23。這個例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當時許多同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人接觸過的民主人士都有類似的經歷。

　　紅巖精神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因而具有深廣的社會基礎。這就使得許多民族文化素養(yǎng)很高的社會上層人士，對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有一種親近感，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言行也很容易引起社會共鳴，且對在華的國際人士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事隔半個世紀之后，一些人還在回憶錄中說：周恩來“那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八�的誠懇待人的作風是我們要以之為范，師式永久的”25。最為民主人士嘆服的是周恩來那種“既給人以教益，卻從不自居人師，思想極為銳敏，但毫不鋒芒畢露”，從不對黨外朋友指手畫腳，說“你應該干什么”的優(yōu)良作風26。一位曾有中國豬鬃大王之稱的著名民族工商業(yè)者，在同周恩來交往后，竟然改變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由一位地地道道的百萬富翁轉變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國家干部，他回憶自己這個巨大變化時寫道：我從一個壟斷企業(yè)的資本家，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為新中國服務，其根本原因就是“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27。

　　總起來說，紅巖精神是成熟階段的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在人民心目中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這是因為紅巖精神凝結了黨的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和血的教訓，既摒棄了畏縮退卻的右傾錯誤，又摒棄了盲動冒險的“左”傾錯誤，不僅鼓舞人民頑強戰(zhàn)斗，而且引導人民戰(zhàn)之能勝。因而國統區(qū)的廣大人民都把中國共產黨視為將革命引向勝利的一面旗幟，是引導人民走向光明之途的唯一希望，特別是把周恩來當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化身。這就最大限度地贏得了人心。一些曾在國統區(qū)同共產黨人并肩戰(zhàn)斗的民主人士回憶說：“很久以來，我一想到中國共產黨，腦子里就出現周恩來的形象”28�！拔铱吹街芏鱽硐壬�，從他身上產生出一種最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29。一位青年時代當過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的美籍華人教授，在回顧當年親歷的歷史事件時寫道：周恩來“有一種特別的‘磁力’”，他是“插在國民黨心臟的一面紅旗”，他毅然撤返延安時，“國民黨統治區(qū)的億萬人心也追隨第一面紅旗走了”，后來又被他的“磁力”吸引到北京30。當年在國統區(qū)的外國人士，也曾作出類似的評論。他們認為，周恩來“不但是共產黨派駐國民黨那里的代表，而且是共產黨派駐整個外部世界的代表”31。

　　三

　　周恩來的親密戰(zhàn)友和生活伴侶，當年南方局領導成員之一的鄧穎超，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４日重返回憶舊地，她撫今思昔，奮筆疾書“紅巖精神永放光芒”八個大字32，既指明紅巖精神的巨大歷史作用，又以此激勵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國家的斗志。

　　紅巖精神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巨大作用，已有了定論。英國傳記作者迪克·威爾遜所著《周恩來傳》，在評述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周恩來在國統區(qū)工作的歷史貢獻時寫道：“在重慶的那些年中，周創(chuàng)立了一個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以及１９４９年后成為北京傳播工具的編輯機構的核心�！薄八�同知識分子和專業(yè)人員建立了聯系，這些人后來都投向１９４９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填補了共產黨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業(yè)界的許多空白�！敝軒椭�重慶的許多政治小團體“組織起一個傾向共產黨的聯盟。他們很多人在共和國早年頗有作為�！�33我國著名理論家胡喬木在評價周恩來及其領導的南方局的歷史功績時提出了這樣的論斷：“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抗戰(zhàn)時期那么一種局面，團結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戰(zhàn)堅持下去，還保存了我們黨那么一大批骨干力量；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后來解放戰(zhàn)爭時期那樣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大的第二條戰(zhàn)線�！�…沒有南方局在大后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qū)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周圍�！�…南方局的統戰(zhàn)工作，從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說，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34

　　這就說明，周恩來和南方局在當時那個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中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對中國革命來說是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輝煌成就。如果說農村革命根據地這個主戰(zhàn)場和武裝斗爭這條主要戰(zhàn)線，為中國革命積累了推翻舊政權的物質力量，進行了新社會制度的示范，并隨著武裝斗爭的勝利將這個新制度逐步推開到全國；那么，國統區(qū)這個特殊的輔助戰(zhàn)場和地下斗爭、群眾運動這個第二條戰(zhàn)線，則為中國革命凝集了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建設新中國的政治格局。

　　這兩個戰(zhàn)場和兩條戰(zhàn)線上的斗爭，都是在毛澤東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與政策的指引下進行的。然而，在國統區(qū)進行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只能在高壓下求生存，在逆境中謀發(fā)展，他們除了依據正確理論、路線、方針、與政策外，還必須依靠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來支撐，來發(fā)揮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凝聚作用，這種革命精神就是由江澤民總書記和鄧穎超等老一輩革命家指出的紅巖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把廣大人民從反對派的高壓和控制下爭取過來，特別是把富有活力的年輕一代從舊社會污濁的大染缸，引向光明之途。正因為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倡導、培育和發(fā)揚了紅巖精神，才使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國統區(qū)越舉越高，使越來越多的國統區(qū)人民群眾，沿著中國共產黨這座燈塔指引的航向前進。

　　紅巖精神是永存的，不僅必須繼承，還要發(fā)揚光大。盡管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處于被壓迫地位而成了執(zhí)政黨，惟其如此，黨的責任才更加重大；盡管現在是和平年代，地下斗爭和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斗爭方式和工作方法大多已不再適用，但是，黨和人民還必須警惕地保衛(wèi)祖國，各項建設事業(yè)仍需要人們去進行堅韌不拔的戰(zhàn)斗。今天，弘揚由周恩來倡導和培植的紅巖精神，仍然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所必需，是完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所不可缺少的，是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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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1、原件存重慶市紅巖革命紀念館。

　　2、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zhàn)線工作》第２８頁，第２５頁，第２５頁，第３０——３１頁。

　　3、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zhàn)線工作》第２８頁，第２５頁，第２５頁，第３０——３１頁。

　　4、《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１０４５頁。

　　5、《不盡的思念》第５０２頁，第９８９頁。

　　6、《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３６頁。

　　7、《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２１３頁。

　　8、朱語今：《一月十七日之夜》，《紅巖生活漫議》第４５頁、第４７頁。

　　9、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zhàn)線工作》第２８頁，第２５頁，第２５頁，第３０——３１頁。

　　10、 朱語今：《皖南事變后周副主席在紅巖的幾次講話》，《回憶南方局》第２５頁。

　　12、《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第１３０頁。

　　13、曹天風：《中華終竟屬炎黃》，轉引自《我眼中的周恩來》第７７頁。

　　14、周恩來：《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二），《新華日報》１９４１年６月 ２２日。

　　15、《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２８頁、第２００頁、第１３１頁。

　　16、《周恩來關于出席參政會問題與張沖談判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２１７頁。

　　17、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zhàn)線工作》第２８頁，第２５頁，第２５頁，第３０——３１頁。

　　18 、周恩來：《悼張淮南先生》，《新華日報》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９日。

　　19、《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２８頁、第２００頁、第１３１頁。

　　20 、夏衍：《巨星永放光芒》，《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文集》第 ７５至 ７６頁。

　　21、張黎群：《青年的良師益友》，《紅巖生活漫議》第２６頁。

　　22、 黎強：《戰(zhàn)斗在特殊的崗位上》，《南方局黨史資料》１ ９８７年第１期。

　　23、 胡厥文：《最好的紀念》，《統一戰(zhàn)線的珍貴文獻》第１５月。

　　24、胡子昂：《豐碑永存人間》第２８頁、第１５—１６頁。

　　25、 史良：《學習（文選）學習總理》第２０頁。

　　26、胡子昂：《豐碑永存人間》第２８頁、第１５—１６頁。

　　27、古耕虞：《回憶周總理對我的教導》，《回憶南方局》第 １９４頁；《以國士待我，以國士報之》，《不盡的思念》第８６頁至８８頁。

　　28 、劉仲容先生語，轉引自侯外盧：《韌的追求》第１５５頁。

　　29 、徐盈：《周總理和李四光》，《重慶文史資料》第２０輯第２７頁。

　　30、 趙浩生：《周恩來沒有死》，《舉世悼念周恩來》第４３６至４３７頁。

　　31、《不盡的思念》第５０２頁，第９８９頁。

　　32、 原件現存重慶市紅巖革命紀念館。

　　33、［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第４９頁。

　　34、 胡喬木：《黨史是黨和人民群眾共同奮斗的歷史》《南方局黨史研究論文集》第１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