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黨的早期隱蔽戰(zhàn)線

　　圖①黑色“大個子”就是當時中共代表團公開使用的“大電臺”，但必須經(jīng)過國民政府同意才能使用，中共代表團曾多次申請使用卻遭到拒絕。為了與延安聯(lián)絡，中共代表團只得使用自制“機要小電臺”，也就是“秘密電臺”。

　　圖②中共代表團自制的機要小電臺。

　　在中國共產(chǎn)黨艱苦漫長的斗爭歷程中，相對與敵人面對面作戰(zhàn)的公開戰(zhàn)場，還有一條為奪取革命勝利起過重大作用的隱蔽戰(zhàn)線。鮮為人知的是，周恩來就是這條戰(zhàn)線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和杰出統(tǒng)帥。黨的隱蔽戰(zhàn)線包括情報、機構、通訊等方面工作，是一門高度科學的斗爭藝術，不僅要從宏觀把握戰(zhàn)略層面，還要周密考察每一個戰(zhàn)術環(huán)節(jié)，甚至具體到每個細節(jié)。在八一南昌起義、創(chuàng)建“中央特科”等重要歷史事件中，周恩來精心策劃、嘔心瀝血，充分發(fā)揮隱蔽戰(zhàn)線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場景的獨特作用，從而在對敵斗爭中建立了不朽功勛。

　　隱蔽工作的成功嘗試—— 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繼蔣介石之后公開背叛革命，向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7月24日，中央臨時常委會和共產(chǎn)國際代表認真分析了革命形勢，決定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堅決反擊，在南昌進行革命武裝起義，組建了以周恩來為書記，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這是一項關乎共產(chǎn)黨命運前途的重大決策，不允許泄露絲毫消息，周恩來特別注重從源頭上嚴格控制情報的知曉范圍。7月25日，周恩來從武漢動身前往九江。臨走之際，他對妻子鄧穎超守口如瓶。鄧穎超后來回憶：“周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后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握手告別……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fā)生了南昌起義。”

　　7月27日，周恩來在陳賡等人護送下，經(jīng)九江秘密抵達南昌，當晚下榻在花園角2號的一處寓所，與先到南昌做起義準備工作的朱德會合。朱德按照上級指示，悉心繪制南昌市區(qū)地圖，詳細了解敵軍兵力部署的情況。還與駐守在南昌的國民黨第三、第九兩個軍的幾個團長頻繁接觸，隨時掌握敵情，成功掩護一些起義領導人抵達南昌。當朱德把所需的地理材料和軍事資料放在桌上時，周恩來甚為滿意，稱贊朱德的心血沒有白費，為黨做了一件大好事！尤其南昌起義打響時，朱德還以設宴的名義，拖住了敵軍兩個團長及一個團副，更加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義的戰(zhàn)斗。

　　周恩來深知，軍隊中黨的組織是極其秘密的，為保證戰(zhàn)斗隱蔽性之目的，他進行了嚴密細致的部署，即便在起義的前兩天，會場依然保持著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棟教學樓內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部，葉挺召集營長級以上軍官開會，會場是臨時布置的，遠處有衛(wèi)兵站崗警戒，任何閑人一律不許進去。同時，駐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會的宏道中學和教堂內的第二十軍指揮部，賀龍也召開團長級以上軍官會議。而獲悉南昌起義計劃后的團、營級軍官，同樣也嚴守機密。時任第十一軍二十四師七十二團三營營長袁也烈后來回憶：“在我們這個營的軍官中，副營長是國民黨員，連長、指導員中有三個國民黨員，排長中國民黨員多于共產(chǎn)黨員。這些國民黨員雖然被認為是進步的，可能跟著共產(chǎn)黨走，但對國民黨軍作戰(zhàn)的堅決程度，尚待考驗。特別是因為他們有許多黃埔同學在對方，有意無意地送個消息是很可能的。為了嚴守軍事秘密，保證戰(zhàn)斗的勝利，我便親自去組織戰(zhàn)前的準備工作�！�

　　命令是隱蔽而逐級向下傳達的，連級干部直到隊伍出發(fā)前才接到戰(zhàn)斗任務，當他們得知準備南昌起義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后，大家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盤算著何時把任務傳達給排長、班長和戰(zhàn)士。7月31日下午，時任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警衛(wèi)隊班長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補充彈藥、整裝待發(fā)”的命令。天黑之后，戰(zhàn)士全副武裝在宿營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 跟誰打呢？是人家打我們，還是我們打人家呢？恰巧周恩來路過戰(zhàn)士身旁，他停留了一會兒對大家說：“同志們，要準備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齊答：“不怕！”周恩來接著說：“好！這次打仗，我們是有完全勝利把握的，你們準備接受光榮的任務吧！”至于非作戰(zhàn)人員，則是在戰(zhàn)斗打響之后才得知起義了，當時在軍事參謀團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憶：“當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夢中，忽然聽到四面炮聲隆隆。直到天明，我們終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們的軍隊已經(jīng)起義了！’”

　　8月1日凌晨兩點，南昌起義各部隊按預先偵察好的方向目標，對沒有準備的敵軍采取突襲，敵人驚慌失措，迅速瓦解，這些行動與周恩來領導下的出色情報保密工作息息相關，從策略上保證了南昌起義的發(fā)動和成功。

　　創(chuàng)建專門的工作機構——

　　“中央特科”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上海。這里既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又是反革命勢力的大本營。同時，“革命形勢一經(jīng)變動，許多黨員動搖消極，甚至公然叛黨，投降敵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變的事由南而北漸漸遍及全國各級黨部”，面對反動當局的嚴密搜捕和血腥屠殺的殘酷局面，要把國民黨統(tǒng)治下廣大地區(qū)的黨組織保存下來極其困難，要使它得到鞏固和發(fā)展更是舉步維艱。周恩來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創(chuàng)建專門的工作機構，他向黨中央建議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原武漢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的李強等同志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黨的一些同志，由周恩來親自指揮。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收集情報，懲辦叛徒營救同志，打擊敵人，保衛(wèi)中央機關的安全。周恩來對中央特科的建立、發(fā)展、完善及一系列活動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則，并注重實踐歷練。在敵人白色恐怖極為嚴重、工作條件極為險惡的情況下，為中央特科舉辦訓練班，周恩來親自為訓練班作政治報告講對敵斗爭的方針政策和原則，同時學習秘密工作的技術和秘密工作紀律，如化裝術偵察與反偵察上海市區(qū)道路和居民住宅情況，密碼破譯，密寫技術以及被敵人抓捕后開鐐技術等，并乘船去海上進行射擊訓練。

　　在周恩來領導下，中央特科根據(jù)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個科：第一科是總務科，負責總務事項；第二科是情報科，負責情報工作；第三科為行動科，承擔懲辦特務、鎮(zhèn)壓叛徒的任務；第四科是無線電通訊科，負責無線電的通訊聯(lián)絡工作。黨的六大以后，為加強對中央特科的領導，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向忠發(fā)、周恩來、顧順章組成。周恩來是決策人，日常工作則由顧順章負責，向忠發(fā)掛名。也就是說“周恩來是特委的靈魂、決策者”。

　　在實際對敵工作中，周恩來親自指導中央特科在國民黨專業(yè)反共領導機構中建立了強有力的反間諜關系。如深得陳立夫、張道藩信任的“大紅人”，后被陳立夫正式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從參加國民黨偵察機關就一直為中央特科工作，多次提供了國民黨特務機關對共產(chǎn)黨采取的行動計劃，弄清了隱藏在我黨內部的叛徒與奸細，積極營救被捕的同志，還從敵人手中巧妙地奪回黨的機密文件，為黨中央的安全和中央特科準確打擊敵人、嚴懲叛徒作出了重要貢獻。再如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員宋再生，也是中央特科安置在敵人內部的反間諜人員，他曾協(xié)助陳賡處決了兩個企圖向敵人告密抓捕李維漢、李立三的奸細和叛徒。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間，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隱蔽戰(zhàn)線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多次在敵人對中央機關采取毀滅性行動的危急關頭，及時傳遞準確情報，為黨的轉移和采取應變措施贏得了時間，保證了中央機關的安全。但意想不到的變故還是發(fā)生了，嚴重考驗了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后立即叛變投敵。他長期負責黨中央機關的保衛(wèi)工作，對黨的秘密工作情況十分熟悉，對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領導人住處了如指掌。接到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后，周恩來臨危不懼，他當機立斷、有條不紊地作安排。當天就同陳云商定對策，并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xié)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銷毀機要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wèi)措施；他們的秘書中凡可能為顧順章所認識的都做調動；將一切顧順章所熟悉的、可能成為其偵察目標的干部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區(qū)或調離上海；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號，由各部門實行緊急改變。在周恩來嚴密部署下，當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的機關全部轉移。周恩來率領中央特科夜以繼日地戰(zhàn)斗，終于趕在敵人前面打了個漂亮的時間差，使敵人處處撲空，企圖一網(wǎng)打盡中國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的陰謀被徹底粉碎。

　　敵人陰謀雖未完全得逞，但周恩來對中央特科工作進行了深刻反省，敵人在上海的大搜捕使中共中央及地方黨組織受到破壞，許多共產(chǎn)黨員被捕慘遭殺害。周恩來認為，中央特科工作雖有許多成績，但因顧順章一人背叛，遂使全部工作受到影響。這是特科工作本身缺點造成，其根源是缺乏政治教育，并表示自己應負主要責任。

　　1931年12月上旬，根據(jù)中央決定，周恩來離開上海赴中央蘇區(qū)擔任中央局書記。而中央特科直到1935年9月才撤銷。從1927年到1931年，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與敵人進行了艱苦而隱蔽的斗爭，在對敵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共產(chǎn)黨斗爭史上建立的卓越功績不可磨滅。（張樹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