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民族干部隊伍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兼管國家民族事務，他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尤其是對民族干部隊伍建設有著深刻的認識，走出了一條民族地區(qū)干部隊伍建設民族化與各民族干部交流合作之路。

　　一、培養(yǎng)民族干部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應普遍而有計劃地進行

　　周恩來非常重視民族工作與民族干部隊伍建設，每當論及民族工作，“幾乎都要講到民族干部問題”（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834頁）。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是由黨的政治任務與政治路線決定的。1950年6月，周恩來在《關于西北地區(qū)的民族工作》中強調，培養(yǎng)民族干部是我們今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和任務，要把這件事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頁）。政治任務和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就需要相應的干部去貫徹、實施和完成。因此，周恩來指出：“如果干部問題解決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沒有人實施”（同上，第386頁）。對于民族地區(qū)也是如此。1951年11月，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會議審議批準了《培養(yǎng)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與《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方案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省縣，都要根據新的教育方針，普遍而大量地培養(yǎng)民族干部。除了要在北京設立民族學院之外，還要在西北、西南與中南等地分別設立民族學院分院。這標志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民族干部的教育和培養(yǎng)工作開始納入正規(guī)化發(fā)展的軌道（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民族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歷史經驗研究》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頁）。

　　在中央政策的推動之下，民族干部的數量和規(guī)模發(fā)展得較為迅速。1951年，民族干部只有5萬多名，到了1953年就已增加到10萬多名，而到了1956年，則發(fā)展為20多萬名（朱曉明：《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實踐與思考》，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頁）。

　　盡管如此，周恩來在1956年的一次談話中依然強調，雖然現在全國的民族學院已經達到8所，廣西、甘肅和新疆等地都有了自己的民族院校。不過，其總量還是少了些，這和3000多萬的少數民族是“不相稱”的，“今后還要多辦”（《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第310頁）。1957年8月，周恩來在《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中進一步指出，培養(yǎng)民族干部，要“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頁）。為此，黨和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方針和政策，不斷加強民族干部教育和培養(yǎng)的力度。

　　二、推動干部民族化建設

　　周恩來非常重視民族自治地區(qū)的民族化問題。他認為，民族化是保障民族自治權利的重要條件，民族化的主要內容有：“民族的語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沒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幫助他們創(chuàng)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應該成為第一種文字”，“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養(yǎng)民族干部”，“既然承認民族，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就要受到尊重”（《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8頁）。實際上，概括起來，這里所說的民族化主要包括尊重和使用民族語言文字、尊重民族風俗習慣以及重視培養(yǎng)民族干部這三個層面。其中，干部民族化尤其重要。

　　周恩來干部民族化思想和經驗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其一，民族地方的民族干部應當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別是“在漢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數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8—519頁）。即使是在某些民族地方，少數民族人口較少，也必須讓其民族干部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政府機關對于這一問題要多加注意和調整。1956年，周恩來在新疆喀什、和田、石河子和烏魯木齊等地視察時就一再強調，“一定要放手大膽提拔、使用少數民族干部”（《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第834頁）。本民族的干部，通常具有其他干部所不具有的特點和優(yōu)勢。他們更為了解本民族的歷史與現狀，通曉本民族的語言和風俗，理解本民族的情感及文化等。因此，“必須培養(yǎng)少數民族干部，逐步使他們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企業(yè)、學校中都占大多數”（《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第326頁）。當然，這并不是要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9頁）。

　　其二，民族地區(qū)的民族干部應該負起更多的責任，但并不能排斥漢族干部。周恩來強調，“在每個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應該做負責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9頁）。當然，這并不是說民族自治地方的所有負責人都不能由漢族干部來擔任，也要因地因人而異。不過，民族干部總是要負起更多的責任。像內蒙古、廣西和寧夏等地，由于漢族人口較多，在政府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當然要有漢族干部”。即使是在新疆和西藏這樣的少數民族占據多數的地方，“也不可能沒有漢族干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9頁）。

　　三、民族地區(qū)干部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應成為民族團結的核心

　　對于民族地區(qū)多民族雜居、人口不平衡以及民族關系較為復雜等狀況，周恩來注意到了干部安排上的合作與團結問題。他指出，對于漢族占多數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考慮在自治區(qū)的黨政機關中對各民族人員做出適當的安排，例如在壯族自治區(qū)，其行政領導人就應由壯族人來擔任，但由于漢族又占多數，所以在人民代表中，漢族代表的比例應該與其人口的比例相當，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也可讓漢族人來擔任。通過這種干部安排，可以起到相互制約的作用。不過，這種制約并不是要相互戒備控制和對立分裂，其根本目的仍是為了民族地區(qū)的團結（《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第344頁），是為了尊重各族人民的感情，真正按照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意愿來執(zhí)政辦事（徐曉紅：《周恩來思想研究資料》，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416頁）。

　　除了注重少數民族干部與漢族干部之間的合作之外，周恩來還特意強調，要加強少數民族干部與漢族干部之間的交流與互相幫助。一方面，要派出一些優(yōu)秀的民族干部到中央和省里去學習，同時也要多把優(yōu)秀的民族干部派回到民族地區(qū)去服務；另一方面，中央和省里也應當派些漢族干部去幫助民族地區(qū)開展工作，尤其是對于那些少數民族占多數的民族自治區(qū)、自治州和自治縣，派遣到那里的漢族干部“應當少而精”，“不能多而濫”（《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9頁）。

　　民族地區(qū)干部之間的合作與團結對于帶領和推動民族地區(qū)的團結、穩(wěn)定與發(fā)展至關重要。周恩來指出，不論是黨的還是政府的領導干部，“都要照顧雙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民族地區(qū)的干部之間“鬧對立、包辦、單干、歧視、分裂，則一切都搞不好”（《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19頁）。對于民族地區(qū)干部之間如何才能搞好合作與團結的問題，周恩來則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強調：其一，要有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共同目標；其二，要正確認識和運用民族情感；其三，要堅決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聶祖海：《學習周恩來的培養(yǎng)少數民族干部思想》，《民族論壇》，1994年第1期，第6—7頁）。

　　（黎海波，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