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面臨生死存亡之時 周恩來的三步棋

　　周恩來是中央紅軍長征的策劃者和指揮者之一，對紅軍長征的勝利，起到了別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長征前的三步棋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李德清楚：紅軍不得不突圍，進行戰(zhàn)略大轉移了。但李德卻把這件事看得很簡單，認為由他和博古秘密商定就行了。但是博古還是把李德關于紅軍進行戰(zhàn)略轉移的決定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提出兩條意見，一是拿到中央書記處決定，二是向共產國際請示。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qū)，并將這一決定電報請示共產國際。6月底，共產國際回電同意中央紅軍實行戰(zhàn)略大轉移。為了做準備工作，中央還成立了由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三人團仍由李德做主，但李德根本沒有考慮到紅軍和中央機關戰(zhàn)略大轉移需要做哪些具體工作。在此時，周恩來想到，如果任由他們亂來，紅軍和黨中央都會遭到覆滅的命運。他從對紅軍和黨的前途命運負責的大局出發(fā)，主動承擔起挽救黨和紅軍的責任，而一籌莫展的李德和博古也不得不聽取了周恩來的意見。

　　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周恩來下了三步關鍵的棋。

　　第一步棋，是在1934年7月初派紅軍第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前進。目的是探路。因為如果紅軍突圍，選不好方向，突圍出去，還會再次陷入國民黨軍隊的重圍。派紅軍第三軍團突出去，探一下路，才能知道紅軍向哪個方向突圍有利。經此次探路，認定向閩浙贛邊突圍不行。中央立即改變了原定的突圍方向。此次突圍，附帶產生了一個“副產品”：調動了敵軍，使包圍中央蘇區(qū)的國民黨軍隊的陣線松動了。

　　第二步棋，是在當年的7月下旬，命令紅軍第六軍團退出湘贛邊革命根據地。這一行動，調動了國民黨軍隊尾隨其后，追趕紅軍，這就使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qū)的包圍圈中，出現了一個大缺口，紅軍可以利用這個缺口突圍。上述這兩步棋，用周恩來自己的話說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第三步棋，是在包圍中央蘇區(qū)的敵軍內部打開缺口。當時，蘇區(qū)已經被國民黨軍隊四面包圍，無論在哪個方向突圍，都會遇到強敵。周恩來考慮，如果能夠爭取一部分包圍中央蘇區(qū)的國民黨軍隊不打紅軍，紅軍主力突圍的阻力就會小得多。周恩來把目光投放在包圍中央蘇區(qū)的陳濟棠身上。陳濟棠主張抗日，和蔣介石有矛盾，他也為中國共產黨發(fā)表的《為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所感。周恩來抓住這個機會，于1934年10月派潘漢年、何長工為紅軍代表，到尋烏附近與陳濟棠的兩個師長舉行秘密會談。二人臨行前，周恩來專門對他們講：你們二人與陳部兩個師長接觸時，要沉著勇敢，見機而作，還向他們交代了聯絡密語和任務。潘漢年、何長工二人與陳濟棠部的兩個師長談得很好，這兩個師長也認識到：中國再打內戰(zhàn)，就要亡國了，蔣介石現在打紅軍，收拾了紅軍，回過頭來就會收拾他們。經過秘密談判，雙方達成協(xié)定：在紅軍突圍時，陳濟棠部后撤20公里，這就為紅軍突圍，創(chuàng)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在周恩來主張下，中央紅軍長征前走的這三步棋，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三步棋，紅軍突圍就會受到強大敵軍的阻擊，不可能突破敵軍包圍圈，實現戰(zhàn)略大轉移。黨中央機關和紅軍，就會遭到覆滅的命運。

　　特殊的命令

　　中央決定紅軍長征時，陳毅在一次保衛(wèi)蘇區(qū)的戰(zhàn)斗中負了重傷，坐骨斷了，有許多碎骨留在體內，痛得厲害。當時李德等人見陳毅負傷，無法隨紅軍主力長征，只是決定把他留在江西蘇區(qū)堅持斗爭，并沒有考慮陳毅當時的病情。此時，離紅軍開始長征的日子只有一天了，紅軍醫(yī)院已經把手術器械裝好箱子，醫(yī)務人員也準備出發(fā)了。當時的領導人忙于準備長征，誰也顧不上管這個事。陳毅只好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希望能給他做手術，使他能夠在蘇區(qū)堅持斗爭。周恩來接到陳毅的信后，立即把衛(wèi)生部部長賀誠叫來，和他一起跑到紅軍醫(yī)院，當場下令，立即把裝醫(yī)療器械的箱子打開，把手術器械拿出來，給陳毅做手術。經醫(yī)生手術，陳毅體內的碎骨頭被取了出來，能夠起床活動了。

　　這是周恩來在長征之前下的一道特殊的命令。這道命令，挽救了陳毅的生命，保住了我黨一個優(yōu)秀領導人物，為紅軍長征后，江西根據地仍然能夠堅持斗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如果沒有這道特殊的命令，可能就沒有后來的陳毅，也沒有紅軍長征后我黨所長期堅持的南方的武裝斗爭了�？梢哉f，周恩來這道特殊命令，意義重大。

　　率先垂范

　　紅軍主力部隊開始長征后，周恩來隨中央機關行軍。在當時“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指揮下，紅軍長征變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動，中央蘇區(qū)兵工廠的機器、中央機關的辦公設備、后方的一切物資，都要讓紅軍戰(zhàn)士搬運走，由主力紅軍掩護搬家的紅軍行動。這樣，紅軍長征行軍速度極慢，一天也走不了幾十里路。而李德、博古等中央領導的行李尤其沉重。他們的一切辦公設備，都要紅軍戰(zhàn)士給搬著走，甚至他們個人的一些物資，也要紅軍戰(zhàn)士搬著走。在中央領導人中，唯有周恩來的行李最簡單。他個人的行李，只有兩條毯子，一條被單，衣服只有幾件換洗的單衣和一件灰色的絨衣，周恩來把這些衣服，裝在一個包袱里，睡覺時就用來當枕頭。這樣簡單的行李，周恩來也不讓戰(zhàn)士們背，辦公的文件，他統(tǒng)統(tǒng)裝在一個小木箱子里，放在馬背上，馬背上還要載一個傷員。周恩來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盡量減輕戰(zhàn)士們的負擔。他知道，長征要走很遠的路，戰(zhàn)士們每天行軍相當辛苦。搬運這些領導干部的行李，是紅軍戰(zhàn)士們的一個很大的負擔，他從自己做起，盡量不給戰(zhàn)士們增加負擔。周恩來處處替別人著想，處處關心體貼他人的高風亮節(jié)，在長征路上就有體現，他的威望，實際上就是在一點一滴的事情上逐漸建立起來的。

　　在紅軍長征中，周恩來是走得最辛苦的一個領導人。當年參加長征的肖鋒曾經回憶說：周恩來在長征途中總是和戰(zhàn)士們一起行軍，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向他們做宣傳工作，每當宿營時，他就找機會到連隊去看一下指戰(zhàn)員。他十分關心戰(zhàn)士們的思想和生活，經常告訴紅軍干部們，要及時查看地形，研究敵情，規(guī)定緊急集合場，調查行軍路線。晚上，周恩來常常是剛剛回到自己的住房，還沒有休息一下，參謀人員就又送來了電報、文件。當紅軍的指揮員們向他匯報工作時，他總是邊看文件、電報，邊聽匯報，并迅速加以處理。夜里，我們這些年輕人一躺下就睡著了，當半夜起來檢查內外警戒時，可以看到周恩來屋里的小油燈還亮著。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卻看不到他一絲一毫的倦意，他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始終閃爍著充滿精力的光輝。

　　搶占白石渡的決策

　　紅軍長征到達韶關北面的樂昌地區(qū)后，主要走狹窄的山區(qū)小道。紅軍幾萬人馬走在山區(qū)小道上，十分擁擠，行軍速度減慢了。蔣介石通過飛機偵察到這一情況后，立即命令湘軍和粵軍趕來，從兩側夾擊紅軍，蔣介石也命令他的嫡系部隊加快行軍速度，從后面追上紅軍。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只有搶先一步，在敵軍還沒有形成合圍之時，搶占白石渡，才能掩護全軍順利通過粵漢鐵路，然后向湘西進軍。因此，搶占白石渡成為決定紅軍命運的關鍵。但是，李德卻看不出這一關鍵，他仍然像往常一樣指揮紅軍行軍。周恩來找到李德，說明搶占白石渡是解脫困境的關鍵。李德聳聳肩，沒有表示否定。周恩來立即下令，紅一軍團的紅一師派一個團，務必于11月11日搶占白石渡，掩護全軍通過粵漢線。周恩來在命令中特別提到：這個團的行動關系到全體紅軍的命運，動作一定要快，不能延誤。

　　當紅一軍團已經選派三團執(zhí)行任務時，周恩來仍然不放心，他親自到紅一師來，找到師長李聚奎，研究執(zhí)行這一任務。當時，李聚奎對完成這一任務心中無把握，也十分擔憂，他擔心部隊分散，戰(zhàn)線太長，到最后不好收攏這些部隊。周恩來看出了李聚奎的心思，說：你不用擔心，后續(xù)部隊一上來，就會接替你們，你們就可以把部隊收攏起來了。接著，周恩來把隨身帶著的五萬分之一地圖打開，指著地圖告訴李聚奎，你們的紅三團應該從哪里前進，在什么時間到達什么地方，這個地方放多少部隊，應該怎樣布置，那個地方放多少部隊，主要警戒方向是什么，最危險也是最關鍵的地方在哪里，應該放多少部隊。最后，周恩來還告訴李聚奎，如果出現什么情況，應該怎么辦。經周恩來這樣一講，李聚奎放心了，立即部署部隊執(zhí)行任務。

　　當紅一軍團一師三團向指定地點進軍時，周恩來一早就和劉伯承趕來，親自向團長交代任務。當他看到紅三團已經按照預定計劃占領白石渡，紅軍大部隊已經順利通過粵漢鐵路時，才和劉伯承一起放心地回到軍委。

　　周恩來的這次行軍部署，抓住了決定紅軍命運的關鍵，如果沒有此次周恩來的精心布置，紅軍很可能就會被國民黨軍隊消滅在樂昌一帶，更不會有后來的長征了。

　　特殊的會面

　　1934年11月27日，紅軍先鋒部隊占領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此時，紅軍主力部隊如果緊行軍，就會迅速渡過湘江，把國民黨軍隊甩在后面。但在李德、博古指揮下，紅軍主力部隊掩護搬運許多輜重的紅軍部隊，慢慢騰騰地走，兩天之后才到達界首。這時，蔣介石已調廣西和湖南軍閥趕到了湘江邊，從南北兩個方向，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fā)起強攻。紅軍要一邊渡湘江，一邊同前來進攻之敵軍戰(zhàn)斗，而紅軍搬運的壇壇罐罐太多，渡江速度又極慢，這種情況對紅軍十分不利。所以，湘江戰(zhàn)役打得十分慘烈，紅軍主力部隊同前來進攻之敵進行了殊死搏斗，大批紅軍戰(zhàn)士倒在血泊中，大量紅軍團以上干部犧牲。

　　一直堅持在湘江東岸渡口邊指揮戰(zhàn)斗邊指揮部隊搶渡湘江的周恩來，特別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澤東渡江沒有，當他得知毛澤東在后面，還沒有渡江時，心中十分焦急，告訴通信兵，傳令后面部隊，一定要保證毛澤東的安全，要毛澤東迅速過江。周恩來還親自到后面去查看。當他看到毛澤東來到湘江邊上時，心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急忙趕上前去與毛澤東會面。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了一句話：再不能這樣走下去，也再不能這樣打下去了。周恩來握著毛澤東的手，點著頭，默默地看著毛澤東。此時，他的心中，已經認定，毛澤東的主張是對的。周恩來此時已經下決心，要在中央內部提出正確主張，改變由李德、博古二人說了算的局面，他要為黨和紅軍的命運擔負起責任。周恩來請毛澤東迅速過江，毛澤東拉住他一起走，周恩來說，我還要在后面交代任務，你先過江吧。

　　在湘江邊上周恩來同毛澤東的這次會面，是一次特殊的會面。由于戰(zhàn)斗異常激烈，二人會面時，只說了兩句話，但就是這兩句話，卻包含著深意，這表明，毛澤東已經提出了改變“左”傾領導人機會主義軍事路線的動議，此時，周恩來也清楚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指揮方面的才能，認識到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

　　受命于危難之中

　　湘江戰(zhàn)役，紅軍主力雖然突破了敵軍的湘江封鎖線，跳出了敵軍的包圍圈，但是，紅軍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當中央紅軍渡過湘江時，數量從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多人，銳減至3萬多人。紅軍主要的高級軍事領導人，都對李德、博古十分不滿，認為再這樣任由他們瞎指揮，黨和紅軍就會徹底毀滅。他們紛紛向周恩來提出意見，要求在此關鍵時刻，周恩來能夠擔負起糾正錯誤路線和指揮紅軍走向勝利的責任。

　　而在此時，李德、博古二人也開始消沉起來。一來因為湘江一戰(zhàn)，紅軍損失過大，他們對軍事上能否取得勝利，紅軍的戰(zhàn)略大轉移能否成功，產生了懷疑，實際上他們已經失去了信心，變得灰心喪氣起來。李德整天拉著臉，眉頭緊鎖，一句話也不說，有時則莫明其妙地發(fā)火，沖著紅軍戰(zhàn)士大喊大叫。博古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他滿嘴起了血泡，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他甚至想到了要自殺，在長征路上拿一支手槍在自己腦袋上瞎比劃，多虧聶榮臻勸說，才放棄了自殺的念頭。而此時，紅軍的處境仍然十分危險，紅軍渡過湘江后，蔣介石判斷出紅軍的意圖是向湘鄂西前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他調動大批兵力，在通往湘鄂西的要道上部署重兵，布下了“口袋”，只等中央紅軍往他們的“口袋”里鉆，好一舉把紅軍全部殲滅。李德和博古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可是，紅軍能不能改變行軍路線？到底往哪里走？他們沒有主意，只好命令紅軍仍然照他們預定的方向，向湘鄂西進軍。此時，紅軍的廣大指揮員也不愿意再聽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揮了，他們強烈要求：紅軍的領導權，要有一個改變，而紅軍也不能照原來的辦法打下去了，軍事路線要有根本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李德和博古把一切軍事事務都推給了周恩來負責。在此危難時刻，周恩來擔負起了對中央紅軍的領導責任。紅軍的一切調動、布置、行軍、打仗，都由他指揮。此時的周恩來真正是受命于危難之中。

　　與毛澤東想到了一起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在通道舉行，參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這次會議只討論一個問題：紅軍進軍方向問題。會上，博古、李德已經知道紅軍再按照原定方案，向湘鄂西進軍，會陷入國民黨軍隊的重圍。但他們對于紅軍再向其他什么地方進軍，心中無數，因此，只好堅持紅軍仍然向湘鄂西進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他們的想法是：湘鄂西那里有紅二、六軍團接應，總是比向其他方向發(fā)展為好。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中央紅軍再向湘鄂西進軍。會上發(fā)生了激烈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周恩來站在了毛澤東一邊。周恩來與毛澤東想到了一起。他在會上發(fā)言說：我贊成毛澤東同志的主張，現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進軍，紅軍就會陷入敵軍重圍，有全軍覆滅的危險；紅軍必須改變原定的進軍方向，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這樣既能出敵不意，擺脫敵軍圍阻，又能尋找更有利于紅軍發(fā)展的地方。會上，大多數同志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主張，只有李德和博古堅持原定方案。周恩來在會上說：現在必須按照大多數人的意見執(zhí)行。李德、博古只好同意按多數人的意見辦。這樣，中央政治局決定，紅軍主力改變行軍方向，改向貴州進軍，先拿下黎平。中央做出這個決定，周恩來的意見起了重要作用。

　　主持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后，關于紅軍進軍方向問題，黨內意見并未統(tǒng)一。12月15日紅軍打下了黎平后，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正式會議，最后決定紅軍進軍方向問題，這次會議也由周恩來主持。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詳細闡述了紅軍改變進軍方向，向貴州進軍的道理，指出，紅軍只有到川黔邊去，建立川黔邊革命根據地，才有發(fā)展的余地。李德、博古仍然固執(zhí)己見。當他們的意見遭到會議多數人反對時，李德又提出紅軍折入黔東。這是非常錯誤的，因為這樣仍然要陷入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雙方展開了激烈爭論。

　　正在此時，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做了關鍵性的、帶有決策性的發(fā)言：他說，我們應該采納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紅軍應該向川黔方向發(fā)展，循紅二方面軍的原路，西進烏江北上。周恩來發(fā)言后，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支持他的意見，只有李德一個人反對，博古不做聲了。李德見狀大怒，大喊大叫起來，但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一個人再理會他。黎平會議做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確定：“過去在湘鄂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薄靶碌母鶕�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qū)。”

　　痛斥李德

　　紅軍長征中，李德仍然是紅軍中的“太上皇”，沒有人敢頂撞他，而周恩來是第一個敢反對李德的人。正是周恩來敢于反對李德，才打掉了李德“太上皇”的權威。

　　事情是這樣的：黎平會議之后，周恩來把整理出來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的譯文拿給李德看。李德看后，見決定中根本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反而否定了他的意見，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zhàn)，便大發(fā)雷霆，用英語和周恩來吵了起來。目睹了紅軍長征以來在李德瞎指揮下受到的重大損失，又見到李德如此專橫，周恩來覺得，是應該批評李德幾句了，他便指出了李德指揮上的錯誤，勸李德應該聽聽紅軍廣大指揮員的意見。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中第一次有人敢批評李德，李德受不了了，他更加震怒。拍著桌子，大吵大嚷起來。

　　周恩來忍無可忍，站起來痛斥李德不了解中國革命戰(zhàn)爭實際，主觀片面，把國外過去戰(zhàn)爭的經驗硬搬到中國來，并痛斥他不珍惜紅軍戰(zhàn)士的生命，不顧紅軍的前途命運，只顧自己的虛榮心。周恩來說：如果照你這樣指揮下去，黨中央和紅軍就會被你毀滅。李德當時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聽從共產國際的指揮。誰敢反對李德，就會被扣上反對國際的帽子。周恩來敢于痛斥李德，是冒了很大政治風險的。但一切從黨的最高利益出發(fā)的周恩來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安危進退。他對李德的痛斥，帶了一個好頭，使黨中央許多高級干部和紅軍高級指揮員也認識到，對李德的錯誤也應該批評，為后來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在遵義會議上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了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博古在報告中，突出強調紅軍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客觀原因，以此掩蓋他們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周恩來卻和他的態(tài)度截然相反，他在報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錯誤，并且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周恩來的這個報告起到了把博古的強調客觀原因轉到清算“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上來的重大作用。而且，周恩來是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又是軍事三人團成員，由他來講這個話，分量非常重。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的高風亮節(jié)，也讓與會者感動。周恩來發(fā)言后，會議的氣氛變了。此時，張聞天緊接著在會議上作了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張聞天發(fā)言畢，毛澤東作了長篇發(fā)言，對“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指明了今后紅軍發(fā)展的方向。

　　周恩來十分贊成毛澤東的發(fā)言。他在會議上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后的軍事行動。這次會議最后做出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指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中去；常委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會后，常委進行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協(xié)助者。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主張，加上由于當時軍事指揮是黨的最重要的任務，決定毛澤東參與軍事領導，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他在黨內的核心地位。

　　遵義會議不久，毛澤東曾經說過：遵義會議的成功，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這句話是客觀的。

　　主動當助手

　　遵義會議后，中央決定成立一個新的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王稼祥。此時周恩來已經認定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只有按照毛澤東的主張辦，黨和紅軍才能走出困境，取得新勝利，應該而且必須把毛澤東推舉到中共實際上的領導核心的地位。從這一想法出發(fā)，周恩來在這個新的三人團中主動當毛澤東的助手。紅軍的一切重大軍事行動、戰(zhàn)略決策，他都聽毛澤東的，毛澤東實際上成為了最后的決策者。四渡赤水、兵臨貴陽、直逼昆明、巧渡金沙，都是在毛澤東指揮下的結果。而周恩來則負責戰(zhàn)役的實施和布置。當時的紅軍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回憶道：長征時我們打仗，都是靠的毛主席的戰(zhàn)略方針，但每次戰(zhàn)役布置，是靠周恩來，他指揮作戰(zhàn)。

　　當時，毛澤東剛剛參與軍事領導工作，某些高級軍事干部對毛澤東還不信服。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做了不少工作，對樹立毛澤東在軍事領導上的權威，起了重大作用。遵義會議之后，研究打鼓新場戰(zhàn)役時，多數紅軍高級干部主張打這一仗，只有毛澤東反對。毛澤東半夜找周恩來商議后，周恩來決定第二天開會，再次討論，周恩來在會議上說服了大家，終于放棄了原定軍事計劃。1935年5月，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會議，有的紅軍高級指揮員反對毛澤東指揮紅軍走“之”字形的“弓背路”，說這樣會把紅軍拖垮，要求撤換毛澤東。周恩來在會上嚴厲批評了提議者，并且贊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藝術。周恩來主動當毛澤東的助手，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對于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起到了關鍵作用。

　　大病中過草地

　　長征路上，最操勞的人是周恩來。由于日夜操勞，使周恩來體力透支過多，加上周恩來和紅軍戰(zhàn)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營養(yǎng)不良，中央沙窩會議之后，周恩來終于病倒了。

　　周恩來這次得病，來得很猛，很急。他發(fā)高燒，連續(xù)幾天不退，后來發(fā)現肝部腫大，皮膚發(fā)黃，確診為肝炎，已經變成阿米巴膿腸，急需排膿。但紅軍行軍中，沒有條件可以開刀，只好用藥并用冰塊冷卻。這時，周恩來已經昏迷不醒。當時毛澤東除指揮打仗外，總是親自來看望照料周恩來，不久，組織把鄧穎超叫來照顧周恩來。醫(yī)生用冰冷敷了七個多小時，終于排出了半盆膿來，周恩來的高燒才慢慢消退。

　　周恩來一醒過來，就面臨張國燾搞分裂和敵軍進逼，紅軍危在旦夕的嚴重局面。周恩來躺在木板上，和毛澤東一起商量同張國燾斗爭和紅軍的作戰(zhàn)計劃。

　　由于周恩來病得太重，不能起來，他是躺在擔架上走過草地，結束長征的。此時，他已經與毛澤東一起把紅軍帶出了險地，已經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已經使紅軍確定了在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并且與毛澤東一起指揮打勝了紅軍到達陜北后的幾場大戰(zhàn)役，為紅軍立足陜北奠定了基礎。

　　周恩來為紅軍長征勝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將永存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