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愛經(jīng)過【3】

　　追述上海地下斗爭、廖仲愷遇刺事件及沙基慘案經(jīng)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在對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的同時，也著手對中共重要歷史人物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1982年初，中央文獻研究室根據(jù)中央的指示，決定在1988年周恩來誕辰90周年的時候隆重推出《周恩來傳》。為編輯出版《周恩來傳》，負責撰稿的李琦、金沖及等人決定前往西花廳當面聆聽鄧穎超的意見。鄧穎超在接見他們時，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我要重申一下，對恩來的事，關(guān)于他的東西，我不直接提意見。他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黨的干部，領(lǐng)導干部。他死后，怎么說，由中央來決定，由組織來決定。不過，你們來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負責任，如果你們需要核對一些事實，我不推卸責任。”

　　鄧穎超的這一觀點讓寫作組的同志精神為之一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穎超，完全是以一個革命同志的身份來面對為周恩來立傳之事的，無疑體現(xiàn)了她堅定的黨性原則。

　　鄧穎超表示：“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當做周恩來一輩子事情的一部電影，不要以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當聽到寫作組同志談及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周恩來與中央高層的一些爭論時，鄧穎超當即表示：“這我不能作證。你們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員的資格移到那時候去。我那時還是個小兵小卒。這些事，恩來回來也沒有必要告訴我，有的還是今天聽你們講了以后才知道的�！�

　　當寫作組的同志提到1958年南寧會議上，周恩來因為“反冒進”受到不公正批評的情況時，鄧穎超說：“恩來是嚴格遵守紀律的，很多事也不跟我講。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后，我知道黨內(nèi)有分歧，但也不清楚是誰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恩來同志當時回來，他也不透露，我也沒看出來。到粉碎‘四人幫’以后，薄一波同志有一次找我談了50分鐘，我才清楚那次會議的具體情況�！�

　　當寫作組的同志問到1925年廖仲愷在廣東遇刺事件時，鄧穎超說：“那件事發(fā)生后，恩來同志就知道了，就出去了，兩天兩夜沒有回家。回來時，他唯一的一套灰色西裝上有一片血跡。為什么？那天他在蔣介石那里商量要抓兇手，要戒嚴，決定的是11點鐘動手。蔣介石把行動提早了兩個小時，9點就戒嚴了。恩來坐汽車到司令部去，不知道戒嚴已經(jīng)提前的事。司令部的守衛(wèi)隔得很遠就叫停車，問口令。司機聽不見，守衛(wèi)就開槍。恩來立刻趴在座下，司機的血流在他的背上。他馬上打開車門跳出來，高聲說：‘你們干什么？我是政治部主任�！�他介紹了身份，守衛(wèi)才停止開槍，讓他通過。我所知道的，就有這么一段插曲�！�

　　當寫作組的同志詢問中共六大以后，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斗爭為什么沒有暴露時，鄧穎超說：“恩來最初不留胡子，后來才慢慢留的。他裝做商人，有時穿西裝。同志間誰也不叫誰的名字，都用別名。別名多了，一個時期換一個。在上海，我們一個人最多只知道五個地方，這樣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為什么我可以知道五個地方？因為我是中央機關(guān)黨總支書記，要參加小組會。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關(guān)系的兩三個地方。恩來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來。我們的住處只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jīng)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住過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說，不然將來又要搞出許多故居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