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周恩來果斷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統(tǒng)的混亂【2】

　　“文革”時期：干擾與改進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特定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下，迎送國賓禮儀，投入了過量時間、精力、人力、物力、財力，這種大操大辦的做法，造成了浪費，滋生了形式主義和繁文縟節(jié)，因而引起中央注意。遵照毛澤東指示，在周恩來指導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起，外交部對迎賓禮儀進行了一些改進，如不再為國賓來訪安排群眾歡迎大會；群眾夾道歡迎規(guī)模適當壓縮；取消機場講話，為節(jié)約領導人和國賓時間，儀仗隊停止進行分列式表演（1983年8月恢復）；外賓參觀時不再組織群眾迎送等。不過，這種禮賓改進勢頭，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亂，一些正常的迎賓規(guī)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當成“資產(chǎn)階級腐朽貨色”予以取消，例如國際上普遍接受的鳴放禮炮歡迎禮儀，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國1961年起開始為來訪國賓鳴放禮炮，至1966年廢除，又于1983年3月恢復）。同時，又號召“立四新”，到處懸掛毛主席像，把毛主席語錄作為珍貴禮品送給外賓，要求對外場所都要呈現(xiàn)“文化大革命”新氣象和革命風貌。在極左思潮的驅動下，外交部在1966年9月29日規(guī)定，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人員：“男同志一律不準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準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紅，不戴首飾，不燙發(fā)，不拿純裝飾用的手提包等”。

　　1967年，首都青年在天安門前表演非洲舞蹈，歡迎卡翁達總統(tǒng)

　　1967年6月，贊比亞總統(tǒng)卡翁達及夫人應邀來訪。這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第一位外國元首來訪。接待國賓的禮儀活動，毫無例外地凸顯出濃厚的“文化大革命”色彩。應贊方要求，我方派出專機，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達總統(tǒng)一行，令客人更想不到的是，機組人員除了做必要服務外，還在專機上為客人表演歌頌毛主席的文藝節(jié)目，向贊方客人贈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機場歡迎儀式，安排紅衛(wèi)兵向客人獻花，同時也獻上《毛主席語錄》并當場背誦。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取消了常見的鳴放禮炮禮儀。卡翁達總統(tǒng)檢閱的是陸、海、空軍以及民兵、紅衛(wèi)兵組成的“五軍”儀仗隊，與3000名載歌載舞的群眾隊伍見面，數(shù)十萬群眾從東單到釣魚臺國賓館街道兩旁夾道歡迎。歡迎宴會廳主席臺正中懸掛毛主席畫像（一向是懸掛兩國國旗），而把中贊兩國國旗掛到主席臺對面。贊比亞貴賓對中國十分友好，未在意中方那些非常規(guī)的“禮儀”安排。

　　對“文化大革命”極左做法，多數(shù)人在思想上還是有抵觸情緒的。1972年12月，外交部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極為困難的時期，果斷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統(tǒng)的混亂。外事會議檢討了當時禮賓接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大國沙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弄虛作假以及禮儀繁瑣、鋪張浪費等現(xiàn)象。根據(jù)周恩來的指示，會議就改進禮賓接待工作制定了文件，并于當月經(jīng)中央批準。文件指出，鑒于接待任務日益繁重，必須進行改革和簡化。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冬季來訪，減少機場迎賓群眾數(shù)量至3000名-4000名（原5000名-10000名），在天安門前夾道人數(shù)減至4萬-5萬（原10萬）。冬季，除天安門廣場外，不再組織夾道歡迎。

　　次年，即1973年中國接待來訪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共8起，其中冬季2起，未組織夾道歡迎，而1974年接待外國元首、政府首腦5起，均未組織夾道歡迎。1975年，朝鮮金日成主席來訪，組織了群眾夾道歡迎。1986年10月，英國女王來訪，也曾組織群眾夾道歡迎。不過，總體來說，自1979年起，我國已基本停止群眾夾道歡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