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不讓鄧穎超到政府里任職？【3】

　　“如果你們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dān)任就是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沒有安排鄧穎超擔(dān)任黨和國家重要職務(wù)，到“文革”期間，特別是在黨的“九大”上，江青、葉群都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鄧穎超還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員、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但她一如既往，毫無怨言。

　　1974年，中央籌備召開“四屆人大”，急于獲取更大權(quán)力的江青迫不及待地寫信給毛澤東，稱“九大之后，我基本上是閑人”，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關(guān)于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會議上，“四人幫”重要成員張春橋率先提議，在四屆人大會議上應(yīng)安排鄧穎超同志一個副委員長的職位，被政治局一致通過。

　　1974年12月23日，已經(jīng)重病纏身的周恩來最后一次乘飛機遠赴長沙，到那里會晤毛澤東，以最后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周恩來也肯定向毛澤東匯報了有關(guān)提議鄧穎超任副委員長一職的事情。因為據(jù)后來清理西花廳周恩來辦公室的同志們說，當時毛澤東還專門為這事寫了一個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屆人大上安排鄧穎超同志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wù)。然而周恩來回京后，關(guān)于四屆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傳達了、也照辦了。唯獨安排鄧穎超副委員長一事被周恩來瞞了下來。毛澤東的手令也被他放進自己的抽屜沒有示人。直到周恩來逝世后，秘書們清理他的辦公桌，才發(fā)現(xiàn)毛澤東的這一“最高指示”。所以，直到1976年底，華國鋒同志在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說：“根據(jù)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選鄧穎超同志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待下一次全會時予以追認�！贝蚰且院螅�鄧穎超同志才擔(dān)任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重要職務(wù)。

　　1984年春暖花開的4月，周恩來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壽，字同宇，后以字行）一家去中南海西花廳看望鄧穎超。面對“文革”期間受盡委屈而被逮捕關(guān)押了七八年的周同宇，鄧穎超無限感慨地說（原文見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

　　今天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你們做了名伯父的侄兒、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婦，沒有沾光，反而處處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點委屈？可你們知道嗎？我做了名夫之妻，你們伯伯是一直壓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員長，他堅決反對。后來小平同志告訴我說，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對。

　　解放初期，政務(wù)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他不讓。我也君子協(xié)議，我不與他在同一個部門工作。我就向主席報告去婦聯(lián)工作。組織上安排我在婦聯(lián)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當時是婦聯(lián)主席，鄧穎超是副主席）是三級，我知道他的作風(fēng)，我按部長級待遇不定四級而定到五級，報到他那審批時，又給壓到六級。國慶十周年上主席臺，他看到名單有我，又畫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壓我。我的工作是黨分配的，不是因為他的關(guān)系，你們不要以為我現(xiàn)在又是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都是因為你伯伯的關(guān)系。這是黨員選的，是我自己的工作決定的。我們黨內(nèi)開會，都是會上反映的意見，人家認為應(yīng)提我選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dān)任就是了。

　　1960年3月23日，中共淮安縣委書記處書記兼淮城人民公社第一書記劉秉衡同志赴京向周恩來匯報工作。第二天周恩來要趕赴天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行前，他委托鄧穎超在西花廳便飯招待劉秉衡一行，同時交待鄧穎超協(xié)助他做好淮安縣委的工作：把淮安他的舊居處理掉，把他家的祖塋地平掉，墳地交地方生產(chǎn)隊使用。鄧穎超在向劉秉衡等一行傳達周恩來上述兩條指示后，說：“我是新的‘夫唱婦隨’，他說什么，我都照辦�！边�說，“我們?nèi)�黨都要聽中央的，恩來是黨中央副主席，他說得對，我們就要聽他的�！�

　　好一個“新的‘夫唱婦隨’”。正是因為鄧穎超這個新的“夫唱婦隨”，才更加成就了周恩來的偉大！

　�。ㄗ髡呦到�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