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在重慶的三次重要談判【2】

　　“皖南事變”前后的沖突與談判

　　蔣介石迫于國內外各方面壓力，終于在1941年3月6日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的講話中，作出了“以后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資料圖）

　　第一次反共高潮結束以后，國民黨將軍事反共的重點南移，把反共目標指向敵后抗戰(zhàn)的新四軍，籌劃新的反共高潮，同時加緊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進行反共活動，兩黨關系依然緊張。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以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名義，簽署致第18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的“皓電”，最后通牒江南新四軍“限于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指定地區(qū)。由此，揭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為了探明國民黨當局的政治動向，了解各界人士對時局變化的反映，給中共中央作出正確對策提供依據(jù)，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南方局領導人頻繁接觸馮玉祥、孫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鈞、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們對“皓電”和時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來連續(xù)兩次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著著上升”，提議“皓電”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軍事上，一要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便于集結應戰(zhàn)；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隊需作應戰(zhàn)準備。為了使中共中央決策獲得更充足的依據(jù)，11月1日，周恩來又兩次致電中共中央，建議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通電答復“皓電”，表示皖南新四軍在有充分保障條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終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11月9日，由毛澤東起草了以朱、彭、葉、項名義致何、白的“佳電”，經葉劍英轉給國民黨當局�！凹央姟眲側岵�濟地批駁了“皓電”中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誣蔑不實之詞，既顧全大局，又堅持原則，發(fā)布后得了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廣大中間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

　　12月25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稱新四軍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但“如果你們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沖突絕難避免”。次日，周恩來給中央發(fā)電指出：蔣的承諾“靠不住”，這次不過是“嚇壓之余，又加上哄之一著”罷了，而事實上，國民黨“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9000余人，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qū)，突遭國民黨軍8萬余人包圍襲擊，“皖南事變”發(fā)生。大部分將士英勇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來得到皖南新四軍遭襲消息，當即向國民黨聯(lián)絡代表張沖提出強烈抗議。1月11日，周恩來在參加《新華日報》創(chuàng)刊3周年慶祝晚會時，再一次收到有關事變急電，他當即向與會各界宣布，強烈譴責了頑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 1月17日，周恩來在獲悉蔣介石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后，即在曾家?guī)r50號給何應欽打電話，義正詞嚴地指出：“你們的行為（動）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碑斖恚�周恩來在紅巖辦事處二樓走道召集南方局、辦事處人員開會，通報事變發(fā)生經過。指出：目前時局發(fā)展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共完全決裂；二是國民黨不敢全面反共，但經過斗爭兩黨還可繼續(xù)合作抗日。而我們則應從最壞的可能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次日凌晨，周恩來奮筆寫下“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與挽詩�！缎氯A日報》連夜刊印，在天亮前發(fā)往全城，使事變真相大白天下。

　　1月19日，南方局印發(fā)《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傳單，并廣為散發(fā)。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fā)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同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fā)表談話，揭露頑固派反共陰謀，要求國民黨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周恩來通過國民黨聯(lián)絡代表張沖，及時將上述“命令”和“談話”轉交國民黨中央。隨即，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在香港發(fā)出抗議，并致函蔣介石。國統(tǒng)區(qū)中間黨派也憤然抗議，章伯鈞等與周恩來會面，表達準備成立民主聯(lián)合會，團結各中間黨派、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加強合作，共同推進民主改革和反對內戰(zhàn)的意愿。

　　國民黨內也不乏反對內戰(zhàn)者，張治中向蔣介石呈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失策，認為“皖南事變”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系至大。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的王世杰，向蔣介石面陳慎重處置新四軍問題，以免造成內戰(zhàn)危險及國際間的不良觀感。國共談判聯(lián)絡代表張沖，在事變發(fā)生后“感到沒臉見人”。他對周恩來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指親日派）是奸。尤其是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二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所作演講中，以波蘭與法國不和而導致亡國的教訓，呼吁國共兩黨珍視民族團結，且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分裂提出警告。

　　與此同時，經過南方局外事組的工作，美、英、蘇等駐華使館以及國際機構也了解了事變真相，逐漸對中共傾于同情和支持。蘇聯(lián)駐華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國內戰(zhàn)意味著滅亡。1月下旬，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與周恩來會晤后將事件真相報告本國政府，英國政府即電告蔣介石，指出內戰(zhàn)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2月中旬，美國總統(tǒng)特使居里與周恩來秘密會見不久，便向蔣介石聲明：“美國政府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

　　1941年2月初，二屆國民參政會召開在即，為抗議國民黨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這次會議。3月2日，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國民參政會，提出承認中共和中間黨派以及陜甘寧邊區(qū)合法地位、釋放“皖南事變”被捕人員等12條作為出席會議條件。中共的堅決態(tài)度，贏得中間勢力擁護和支持，最終迫使蔣介石在二屆參政會上作出“以后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

　　至此，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經過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復較量，達到了以斗爭求團結，維系合作抗戰(zhàn)大局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