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生命的最后旅程——周恩來在病中【4】

在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在病床上與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交談身后事

“文化大革命”以來，周恩來的處境是艱難的，與他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鄧穎超的處境同樣也是艱難的。她像很多老干部一樣，“是靠邊站的”。在當時那種嚴峻而復(fù)雜的形勢下，鄧穎超對自己采取了“與世隔絕”的辦法，實行一個“三不”主義，即不跟任何人來往，不跟任何人通信，不跟任何人見面。（參見《鄧穎超文集》，第288、290頁。）鄧穎超這樣做，是她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怎樣制造各種事端刁難

和攻擊周恩來，因此，她必須謹慎處事，不給他們以任何口實。

在那些混亂的日子中，鄧穎超特別心焦，但她能為周恩來分擔的事很有限，她只能通過寫信、請衛(wèi)士遞紙條等方式不斷提醒周恩來要重視自己的身體，提醒身邊工作人員盡量按時讓周恩來吃一口熱飯和獲得短暫的休息。直到周恩來病重住進醫(yī)院，他們才有機會每天在一起。鄧穎超陪伴周恩來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那時，鄧穎超每天都去醫(yī)院陪護，給周恩來讀文件、讀報紙。她有過這樣兩段內(nèi)心獨白：“從感情上來說，我個人是非常難過的，但我是個黨員，要執(zhí)行黨交給我的任務(wù)”（鄧穎超在醫(y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1月2日。）；“我用無產(chǎn)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nèi)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斗爭”（《鄧穎超文集》，第159頁。）。她還說過：“我對醫(yī)療上不太了解，只能從政治上、病中生活方面使總理得到些鼓舞和安慰”（鄧穎超在醫(y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1月2日。）；總理的病“能夠抑制一下，維持時間長一點，多為黨做幾年工作，就滿足了”（鄧穎超談話記錄，1973年10月5日。）。

鄧穎超積極配合大夫的工作，有時會提一些建議，如請中西醫(yī)共同研究一下；提議將周恩來的尿蛋白、紅血球以及睡眠、休息、服中藥的關(guān)系等列表研究等等。鄧穎超對醫(yī)務(wù)人員說：“我們要做好調(diào)查研究，細致地探討和摸索治療辦法。要有膽量和信心，意志要堅強。”她對醫(yī)務(wù)人員很尊重，“對大家長期以來的辛勤努力做出的成績也從內(nèi)心表示感謝”。她充分肯定醫(yī)務(wù)人員的工作，常常予以鼓勵。她還用周恩來同疾病斗爭的精神，激勵大家：“總理在病中一直很堅強，和大家配合得很好。我們?yōu)樗�服�?wù)，也應(yīng)和他一樣地堅強戰(zhàn)斗�！保ㄠ嚪f超在醫(y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1月2日。）

在病床上，周恩來終于有時間同鄧穎超多一些交談。交談中，他們從不涉及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這是從入黨那刻起養(yǎng)成的自覺習(xí)慣。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于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zé)的黨員，越應(yīng)該以身作則，越應(yīng)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亂的日子里，周恩來無論受到怎樣的委屈，對鄧穎超都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一天，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同樣回答說：“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xiàn)在他們面前，但是，他們把這些話都深埋在心里，永遠地埋藏在心里。（參見《鄧穎超文集》，第277—278頁。）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jié)婚，風(fēng)風(fēng)雨雨半個世紀，感情非常深厚。如鄧穎超所說：“我們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艱險困苦，患難與共，悲喜分擔，有時戰(zhàn)斗在一起，有時分散兩地，無畏無私。在我們的革命生涯里，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著地奮斗下去。我們的愛情，經(jīng)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減�！保ā吨芏鱽磬嚪f超通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周恩來對鄧穎超要求十分嚴格，有些近乎“苛刻”，他多次在任職、調(diào)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鄧穎超。1975年10月，鄧小平、葉劍英等提議，經(jīng)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并報請毛澤東批示同意后，已決定由鄧穎超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1頁。）但是，重病中的周恩來堅決不同意，硬是把這件事壓了下去。對此，鄧穎超從無怨言。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鄧穎超把周恩來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上升為堅持黨的優(yōu)良作風(fēng)的高度來理解。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講過這樣一段話：“恩來生前是黨和國家的一位領(lǐng)導(dǎo)人，但他總是按照一個普通的共產(chǎn)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黨的人，是一個人民的勤務(wù)員。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來始終如一地遵守著這條共產(chǎn)黨人的最重要的準則。他永遠保持和群眾的最密切聯(lián)系，從不搞特殊化。他一生為黨和人民雖然建立了許多功勛，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經(jīng)常檢討自己。他功勞越大，越是虛懷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責(zé)任重大，兢兢業(yè)業(yè)，戒慎恐懼。特別是我們黨處在執(zhí)政黨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時時刻刻注意這個問題，嚴于律己，把搞好我們的黨風(fēng)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作為他的親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呢？”（《鄧穎超文集》，第160頁。）

在周恩來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和鄧穎超交談最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處理身后事的問題。

早在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就商定，并相互保證，把“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們認為，這是“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變化”，是“移風(fēng)易俗的重要改革”。（《鄧穎超文集》，第159頁。）

中央作出決定后，周恩來帶頭把父親的墳?zāi)蛊降�，進行深埋；還把他老家淮安幾代親人的墳?zāi)蛊降�、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周恩來曾�?jīng)講過：人死后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后，可以做尸體解剖。鄧穎超回憶說：“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薄霸醿x要從簡，規(guī)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保ā多嚪f超文集》，第159、160頁。）

為了保證自己身后事的落實，周恩來在病床上兩次約見了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在第一次談話中周恩來說：“我和大姐10年前就約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證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這件事得中央做決定，不過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邊，我可以保證她的愿望實現(xiàn)。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證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還可以留下遺囑。”在第二次談話中，周恩來談到骨灰處理問題，他對趙煒說：“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wù)�；钪鵀槿嗣穹�務(wù)，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wù)�！敝芏鱽淼膬纱握勗捠冠w煒很受教育，她說：“我對他們兩人更加敬仰了。多么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呀�！保ㄚw煒：《西花廳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258頁。）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78歲的周恩來走完生命的旅程。

為了實現(xiàn)周恩來的遺愿，鄧穎超沒有向組織提個人的要求，只是向前來告別的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轉(zhuǎn)述了周恩來生前對后事處理的意見，并請求報中央和毛澤東批準。1月12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準周恩來骨灰撒掉的請求。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的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頭一天，這份悼詞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因患嚴重的眼疾，悼詞是由工作人員讀給他聽的。毛澤東邊聽，邊“難以控制情緒，失聲痛哭”。工作人員問毛澤東是否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毛澤東拍拍腿說：“我也走不動了�！保▍⒁姟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34頁。）中央政治局考慮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沒有安排他出席周恩來追悼會。

追悼會后，鄧穎超親手打開周恩來的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文件袋里，為飛機撒放做準備。當晚，鄧穎超親自護送周恩來骨灰到通縣機場，西花廳黨支部的張樹迎、高振普參加了執(zhí)行骨灰撒放任務(wù)。

飛機在夜空中起飛了。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庫、海河、黃河入�？谒膫�地方撒放掉，融化在祖國的江河大地里，融化在人民之中。鄧穎超在黨中央的支持下，圓滿完成周恩來的遺愿。

〔作者廖心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