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文革”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3】

　　3、深入總結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基本經驗，及時回答在推進上山下鄉(xiāng)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問題。

　　知青上山下鄉(xiāng)推進幾年后，動員工作較為順利，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迫切需要作出進一步解答。在這種情況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來在接見各大區(qū)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國安置工作會議的代表時，提出統(tǒng)一安排勞動力的七條經驗：勞動、精簡、安置統(tǒng)一起來；在時間上，冬季動員，春耕前后、麥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親靠友為主；堅持方向，重視鞏固，穩(wěn)步前進，不要著急；統(tǒng)一安排，各方協(xié)作；自力更生為主，群眾互助，社、隊扶助，國家關心，負責到底。（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3頁。）這些經驗，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對于提高各級各部門領導的認識，增強他們做好知青工作、關心知青成長的自覺性和責任感，無疑有很大幫助。同時，也增強了廣大下鄉(xiāng)知青的榮譽感和使命感。

　　在這七條經驗中，周恩來提出的“國家關心，負責到底”很好地詮釋了國家對知青上山下鄉(xiāng)持有的基本態(tài)度。周恩來指出：下鄉(xiāng)知青是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我們總要替他們想一想，他們前途怎么樣？我們要不關心后代，那么什么人關心呢？國家就是我們這些人在服務嘛！我們就要指引他們，告訴他們往哪一條路上走是正確的；幫助他們，檢查他們，負責到底。兩句話：國家關心，負責到底。一定要這樣他們才放心。發(fā)生了錯誤，我們就要糾正錯誤。發(fā)生了偏差，我們就要去糾正偏差。關心不夠，我們就要多去關心。遺留下來的事情還沒有解決的，我們就替他們解決。這樣才能使他們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將來就是很好的農村有知識的勞動者，反過來也是能勞動的知識分子，就結合起來了。（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始末》，第 63頁。）自 1965年以來，周恩來提出的“國家關心，負責到底”這兩句話多次出現(xiàn)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指導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級領導人的講話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上山下鄉(xiāng)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貫穿于城鄉(xiāng)動員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過培養(yǎng)和宣傳先進典型人物、指示拍攝有關知青題材的電影等途徑加大宣傳力度，鼓勵知青上山下鄉(xiāng)。

　　周恩來特別看重先進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鄉(xiāng)中的帶動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與各大區(qū)負責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談時指出：“華東寫出了‘霓虹燈下的哨兵’、‘奪印’、‘青年一代’、‘第二個春天’等好劇本，北京為什么不能寫一個？鐵姑娘、邢燕子、侯雋就不能寫個劇本？華北局要推動一下�！薄捌渌�大區(qū)也要抓典型，每個大區(qū)、每個省都有這樣的青年人�！保�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始末》，第 41頁、58頁。）在20世紀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鄉(xiāng)、下鄉(xiāng)知青中間，涌現(xiàn)出一批先進人物。周恩來高興地贊嘆說：“天涯處處有芳草，祖國處處有英雄”。他重視培養(yǎng)邢燕子、侯雋、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見他們。1964年 12月 26日，經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參加了毛澤東 71歲生日晚宴，坐到毛澤東身邊。（參見卞慶奎：《董加耕：毛澤東沒有看錯的年輕人》，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頁。）他們后來都成為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中很有影響的帶頭人。

　　周恩來還指示將知青上山下鄉(xiāng)拍攝成有關電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劉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識青年下放等帶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題材拍成紀錄片（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3頁。），并親自定名為《百萬知識青年下鄉(xiāng)上山》。

　　5、倡導“半農半讀”，推動下鄉(xiāng)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這一舉措，無論對社會結構還是對人們的傳統(tǒng)觀念，都是一次大的沖擊。1964年，鑒于城市升學就業(yè)壓力和大批畢業(yè)生不愿意下鄉(xiāng)的現(xiàn)狀，國家主席劉少奇多次論述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并把它與上山下鄉(xiāng)聯(lián)系起來。1965年，劉少奇在倡導半工半讀的同時，又提出“城來社去”的新設想。周恩來十分贊成劉少奇的意見。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是一種教育同勞動相結合的新型學校。這種新型學校能夠培養(yǎng)出既能體力勞動、又有文化技術的全面發(fā)展的新型的人來，為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創(chuàng)造條件。這種新型學校，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長遠發(fā)展方向�！保ā度嗣袢請蟆�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半工半讀辦法，當教育部長何偉談到和安置辦公室同志商量，準備抽一點安置經費，采取半工半讀辦法，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時，周恩來肯定地說“這是一個辦法”（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頁。）。1965年 12月 28日，國務院批轉當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開的安置工作座談會工作計劃時指出：遵照劉主席、周總理對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會議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明年應結合動員城市知青下鄉(xiāng)上山，重點試辦半農半讀的勞動大學，為逐步推行兩種教育制度積累經驗，為促進農村文化革命、實現(xiàn)科學種田造就人才。（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大事記》，第 61頁。）

　　在領導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同時，周恩來也開始考慮下鄉(xiāng)知青的合理布局問題。1966年 2月，當他聽說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時，當即指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張仲瀚，由新疆兵團組成一千多人的一個團，由知識青年組成，動員他們去西藏。廣大知青聽說周恩來希望他們去西藏，在三天之內報名的超過三萬人，最后去西藏的有兩千多人。（參見《人民日報》1979年 1月 18日。）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而言，步子比較穩(wěn)妥，進展較為順利，其工作成績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國城鎮(zhèn)知青上山下鄉(xiāng)人數(shù)累計達到 129萬，其中到人民公社生產隊的有 87萬人，占下鄉(xiāng)知青總人數(shù)的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