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長崎國旗事件后的對日外交【3】

　　三、長崎國旗事件后周恩來對日外交的幾點啟示

　　重溫1958年5月到1962年11月間周恩來的對日外交實踐活動，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要把對日外交放在國際關系的大格局中進行

　　在冷戰(zhàn)時期，對美國的敵視、封鎖政策進行斗爭是中國外交的主線，對日外交也是對美斗爭的一部分，因為戰(zhàn)后日本外交政策的重點就是追隨美國。(58)中國外交部的文件就說：“我們把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當作是對美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59)1960年5月9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也談到：“當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是美帝國主義，在很多國家有它的走狗”；“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這樣的政府。”(60)

　　中國政府首先對日本國內(nèi)進步力量反對政府追隨美國政策的斗爭表示了堅決支持。1959年3月17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和日本社會黨訪華團團長淺沼稻次郎發(fā)表共同聲明，提出：“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61)1961年10月4日，周恩來接見日中友好協(xié)會代表團黑田壽男一行時，也贊揚了已故淺沼稻次郎關于“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論斷。(62)

　　中國方面還同日本政界中反對岸信介追隨美國、敵視中國政策的友好人士開展交流，揭露美國控制日本、利用日本牽制中國的政策。1959年10月25日，周恩來會見他時說：美日修改《美日安全條約》的目的是逐步使日本軍國主義化，因而兩國關系的發(fā)展將更加受到阻礙。1961年2月28日，周恩來會見日本經(jīng)濟友好訪華團時還說：“美帝國主義想利用日本人流血，使亞洲人打亞洲人，讓日本為它火中取栗�！�(63)1963年10月9日，周恩來在會見石橋湛山時又說：“我們了解日本的處境。日本是戰(zhàn)敗國，舊金山會議是美國控制下召開的，日本不能同美、英和其他國家一起簽訂‘和約’。但是這是不平等的，特別是美國要控制日本，日本完全是被動的，因而也不得不同受美國控制的臺灣締結了‘和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被排除在外�！�(64)

　　日本要與中國發(fā)展關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美國的控制。1956年底，石橋湛山在當選日本首相后，就曾對美國助理國務卿說：“日本在中國問題上，自動追隨美國要求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65)。1962年6月2日，池田勇人首相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日本要根據(jù)自己的意見，以自主的立場與中共進行貿(mào)易，而不問美國的意向如何。他還說：他不知道美國對日本計劃擴大對中共貿(mào)易有意見；日本只是想把對中共的貿(mào)易擴充到與西德、意大利相同的水平。對于池田勇人的以上言行，中國政府表示歡迎。從國際局勢看，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化，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中國積極開展與亞非拉國家及歐洲、日本的外交關系。在這期間，毛澤東逐漸形成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zhàn)略構想。中法建交和中日關系的改善，就是這一重大戰(zhàn)略構想的實踐成果。

　　其實，對于日美關系的認識，中國后來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一直是力主日本要擺脫美國控制的。但是，后來由于中美關系的改善，中國對美日關系有了新的看法。據(jù)基辛格說，在1971年10月，毛澤東會見他時表示：日本“翅膀硬了，要自己飛了”�；�辛格回答說，孤立的日本將比作為國際秩序(包括與美國結盟)一員的日本問題大得多。到基辛格1973年11月訪華時，毛澤東已經(jīng)接受了這一觀點。這時，毛澤東倒勸美國多注意日本，多花點時間培養(yǎng)與日方領導人的關系。(66)

　　而在日本方面，則是以分化中蘇關系為理由，向美國闡述發(fā)展日中貿(mào)易的重要性。早在1957年底，藤山愛一郎就對美國大使麥克阿瑟說：要利用中國政府經(jīng)濟出現(xiàn)困難的機會分化中蘇關系。(67)1962年9月11日，松村謙三在與大平正芳外相會談時提到，現(xiàn)在中蘇關系惡化，但是“如果美國過于壓制中國，已經(jīng)與蘇聯(lián)分裂的中國可能反而會向親蘇方向發(fā)展”，美國應允許日本開展對華貿(mào)易，美國國內(nèi)也有人同意這個看法。他還說：對于美國立場要十分考慮；但是，與中國貿(mào)易正常化是正確的；要讓美國理解到過去日本與中國的關系就好像美國和英國的關系那樣，是一種“特殊的關系”。(68)

　　2.在對日工作中，充分發(fā)揮民間友好外交的作用

　　在中日關系恢復發(fā)展過程中，日本民間友好力量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對于民間外交一直高度重視。1961年2月，他在會見日本經(jīng)濟友好代表團時說：“中日兩國關系，從根本上說必須建立在兩國人民友好的基礎上”；在日本政府不友好的情況下，“我們就要特別加強兩國人民的往來”。(69)長崎國旗事件發(fā)生后，日本民間友好勢力堅決反對岸信介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1958年7月28日，日本日中友好協(xié)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議決定開展國民運動，糾正岸信介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1961年11月20日，應日中友協(xié)等團體邀請，以楚圖南為團長的中國文化代表團赴日訪問。這也是日中友協(xié)成立后首次邀請中方組團訪問日本。

　　中國人民和政府對于日本民間友好勢力給予高度評價和支持。1961年4月19日，周恩來會見以松田喜一為首的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團時說：你們要同工人、農(nóng)民、進步知識分子共同奮斗，與中小企業(yè)主和民族資本家團結起來，爭取解放；世界是要變的。(70)6月20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共產(chǎn)黨國會議員訪問團時又說：恢復軍國主義對日本人民不利，對中國人民不利，對亞洲人民也不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前途是暗淡的，會把日本人民帶到災難里去。周恩來還說過：“我不相信受過禍害的日本人民會替美國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深信廣大日本人民是熱愛和平的。(71)

　　3.團結和重視各種進步、友好勢力

　　有學者認為，在長崎國旗事件之后，中國的對日工作方針出現(xiàn)重大轉換，由重視民間工作轉為重點做自民黨內(nèi)部一些實力人物的工作。(72)其實，這并不是一種放棄民間工作的轉變，而是在繼續(xù)發(fā)展民間友好工作的同時，開拓了對自民黨中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的工作。

　　在岸信介當政時期，自民黨內(nèi)存在著一個“反主流派”。該派在外交政策上對岸信介一味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持批評立場，希望與中國發(fā)展關系。在中日關系處于困難局面時，他們積極奔走，努力推動日中關系正常化。日本學者緒方貞子曾對這些人士及其特點進行了精辟概括，認為：在當時自民黨內(nèi)部，松村謙三是親中派元老，與他同行訪問中國的有竹山祐太郎、井出一太郎、古井喜實、田川誠一等，由此形成了自民黨內(nèi)的親中派，1965年后發(fā)展成為亞洲、非洲問題研究會；其后，親中派勢力不斷擴大，在中心人物松村謙三、藤山愛一郎、古井喜實、田川誠一外，還有河野派、松村派、大野派等所屬的議員約80余人；他們與積極推進日中貿(mào)易協(xié)定的高崎達之助、岡崎嘉平太等密切合作；“這些保守黨政治家、經(jīng)濟界人物從民族主義、亞洲主義以及對華戰(zhàn)爭的罪惡感等出發(fā)，積極要求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他們未必就是反美或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人，但是他們是把與日本最大鄰國實現(xiàn)關系正常化放在優(yōu)先的地位”。(73)當時，積極追隨松村謙三的“反主流派”重要人物古井喜實就認為：“反主流精神就是對于權力的反抗，以道理對抗勢力，從根本上排除金錢政治與權力政治，這就是松村精神”。(74)他還認為：松村“在外交政策上特別是日本與中國、日本與亞洲的關系上格外關心，對于與亞洲各民族提攜、融合，打開日中關系并不是一時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思考與熱情的信念”。(75)

　　這些人在自民黨內(nèi)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1959年1月自民黨舉行總裁選舉時，“反主流派”推舉松村謙三為候補者。雖然選舉結束后，岸信介獲得320票，松村謙三只得到166票，沒有對岸信介構成重大威脅，但是，原首相吉田茂、鳩山一郎、石橋湛山等一致推舉松村謙三，這其實就是對岸信介獨斷專行進行的強烈批評。(76)

　　周恩來對于自民黨中的這些人士予以高度重視，積極開展同他們的交流。1958年8月20日和28日，周恩來分別致函石橋湛山和松村謙三，邀請他們訪華。1959年6月，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致函周恩來，表示為了恢復日中交流，愿意訪問北京。周恩來批示：“為了孤立日本親美派，分化日本統(tǒng)治階級，決定原則同意他來”。(77)周恩來認為，中國政治家同日本政治家間的個人關系，比政府間外交更加穩(wěn)定和長遠。關于中日互設廖承志、高崎辦事處的意義，周恩來就評價說：“有時候，用人物來作代表，比團體的作用大。它的好處是：日本政府即使改變了，也不至于受到影響”。(78)

　　在岸信介政府時期，中國外交部門對于日本自民黨內(nèi)“反主流派”十分重視。這期間，外交部文件中有很多關于“反主流派”的記載。例如，“應周總理邀請，前來我國的日本自由民主黨反主流派首腦之一松村謙三從11月18日到12月1日在北京會談”。又如，“自由民主黨內(nèi)反岸派的另一首腦松村謙三及其隨行人員已于10月20日抵京”。(79)可見，中國方面非常重視松村謙三的“反主流派”色彩。

　　1959年9月16日，中國駐波蘭使館致電外交部：接日本駐波蘭使館一秘岡田的電話稱，三木武夫(前經(jīng)濟企劃廳長官，自由民主黨反主流派)的隨行人員平澤(日本《英文時報》主編)已抵波，欲見王大使；使館請示如何處理。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電告駐波蘭使館：可請平澤單獨來館，由我一般館員接見，王大使不要接見，以避免造成中日在華沙會談的印象；如日方提出三木訪華，可簽發(fā)他本人及其從日本同來的隨員以過境簽證，但不能包括岡田以及日本駐波蘭使館的其他隨行人員。(80)外交部文件還說：三木武夫是日本執(zhí)政黨中一個重要派別的領袖，在黨內(nèi)代表自由民主傾向，是岸信介的反對派；他反對在更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的政策，去年曾任岸內(nèi)閣經(jīng)濟計劃部部長，后辭職；據(jù)說他是岸信介下臺后四個可能任首相的人選之一。(81)由此可見，中方十分注重對自民黨內(nèi)反對岸信介的派別領袖予以禮遇。

　　在冷戰(zhàn)狀態(tài)下，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往往會影響到中日政治家的交往。但是，周恩來堅持萬隆會議主張的“求同存異”的原則，既堅持自己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但又提出這不應影響雙方的交往。1961年6月25日，周恩來在會見自民黨國會議員宇都宮德馬等時說：希望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朝著中日友好的方向走；我們對于凡有共同主張的朋友們都愿意接待；共產(chǎn)主義者同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同，但我們要尋求共同點，縮小差別。(82)

　　對于同日本的交往，周恩來認為，要考慮到兩國政治體制的不同，要看問題的實質(zhì)，認識到日本政治的多元性質(zhì)，而不是一以概之。1964年4月，周恩來在接見松村謙三時，針對日本政治體制說：“如果從形式上看問題，你們的政府是敵視我們的，但是，我們還是邀請了你們。我們相處已有六七年了。我們把你們當作朋友看待，沒有當敵人看待。我們要透過表面看實質(zhì)。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國友好相處”；日本執(zhí)政黨中多數(shù)人也愿意恢復友好邦交。松村謙三解釋說：有一點請諒解，“因為我們是自由陣營中的一員，同貴國情況不一樣，把問題提交到國會上去討論，要費很大周折”。周恩來說：“正是因為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我們才不看表面現(xiàn)象而看實質(zhì)。如果只看形式，看表面，臺灣的‘大使館’就在東京，我們的代表團為什么還進去？”(83)

　　在自民黨內(nèi)部也有這種胸懷遠大之士。古井喜實就是這樣一位。他在隨同松村謙三訪華后說：“中國的建設非常顯著。對于這個事實，應該脫開對于共產(chǎn)主義政治的臧否、好惡，予以坦率的承認”(84)。他主張：“中國的前途如何，沒有必要挑毛病。而應該抱著理解的態(tài)度”(85)。對于戰(zhàn)后長期以來日本的中國認知，著名學者溝口雄三曾指出：“在冷戰(zhàn)結構中，隨著日本在20世紀60、70年代的高速成長中恢復了自信，對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的反共意識和經(jīng)濟上的優(yōu)越感又再一次與戰(zhàn)前蔑視中國的感情結合到一起”(86)。因此，指手畫腳指責中國，就成為日本一些政治家和媒體根深蒂固的毛病。時至今日，我們再看古井喜實的主張，就可以認識到這位政治家的遠見。古井喜實堅持認為：“打開日中關系，決不是沒有可能，我深信以誠意和熱情努力的話，必然會找到出路”(87)。為此，他積極追隨松村謙三的對華政策。

　　“反主流派”代表人物松村謙三被稱為是有東洋教養(yǎng)的人。他反對國家間按“先進”“后進”來劃分，認為每個國家都有其先進的地方，應尊重個性。他尊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其祖父和父親都有很深的漢學修養(yǎng)，本人也在早稻田大學中國語科學習過。對于100多年來頑強苦斗追求獨立和近代化的中國人民，松村謙三始終懷有敬意，認為：新中國的成立較之于共產(chǎn)主義，更是漢民族“自覺”所帶來的勝利；中國人民都支持這個政府，是由于因此才實現(xiàn)了獨立；中國政府雖然是共產(chǎn)主義政府，但是對于過去的資本家的權利和民間宗教都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他自己的最大希望就是中國像日本一樣順利發(fā)展，兩國保持和平。(88)

　　石橋湛山是一位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戰(zhàn)前即主張放棄殖民地統(tǒng)治的“小日本主義”，戰(zhàn)后則力主發(fā)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對岸信介簽訂《日美安保條約》也持批判態(tài)度。

　　高崎達之助則是一位“獨立的國際人”，曾經(jīng)代表日本參加萬隆會議，對于會議精神中有關雖然意識形態(tài)不同，但要互相尊重不干涉內(nèi)政，開展文化、經(jīng)濟交流，即使意見不同也不訴諸戰(zhàn)爭以及不使用原子武器、不發(fā)動戰(zhàn)爭等內(nèi)容深表贊同。其實，“不使用原子武器”這條是高崎達之助提出的，他還記得在會上是周恩來首先贊成這一提議的。他曾說：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微笑著過來與他握手；周恩來能把不同意見的爭論統(tǒng)一起來，因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還認為：戰(zhàn)后日本尚不獨立，依從美國并對美國過于客氣；而與鄰國中國和朝鮮的友好是自然而然的事；必須坦率地對于發(fā)動戰(zhàn)爭而帶來的損害道歉。(89)正是通過與這些富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的真誠交往，中日關系得以突破障礙，得到恢復。

　　4.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

　　長崎國旗事件發(fā)生后，中國方面對岸信介政府展開堅決斗爭，在日方通過蘇聯(lián)向中方解釋后，依然采取了高壓態(tài)勢，因為中方明確看出，岸信介在搞兩面派欺騙手法，中日關系不可能有大的轉變。但是，盡管如此，中國對于日本中小商社依然予以個別照顧。到池田勇人內(nèi)閣時期，中方則積極開展對日工作，首先派出中華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代表團訪日，提出中日貿(mào)易三原則。在協(xié)商恢復中日民間貿(mào)易的過程中，中方顯示了高度的靈活性。1962年11月15日，隨同高崎達之助訪華的全日空社長岡崎嘉平太和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常務田林政吉在對外務省中國問題研究會的報告中說：這次與中共交涉，都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決定，可見中方的熱誠；中方雖然準備了詳細的協(xié)定文本，我方主張不采用協(xié)定形式，而是采取備忘錄形式，商品數(shù)量以及金額都不公開。日方代表還向政府報告說：在這次交涉中，和平五原則以及政治、貿(mào)易的三原則的話均未提及；周恩來強調(diào)互惠平等；日方認為這個備忘錄的性質(zhì)是貿(mào)易三原則第一條和第二條的中間形式。(90)周恩來事后曾說：我們主張政經(jīng)不可分，池田首相說政經(jīng)可以分開，對于池田的說法，我基本不贊成，這是我們的立場；“但是，經(jīng)濟問題是不是有時候也可以單獨加以解決呢？這還是可以找出辦法的。所以我提出貿(mào)易三原則。第一條現(xiàn)在還辦不到，就擺在那里作為目標，現(xiàn)在不能實現(xiàn)，要在恢復邦交以后才能實現(xiàn)�，F(xiàn)在能夠?qū)崿F(xiàn)的是第二條和第三條，主要是第三條”(91)。其后，1964年8月，根據(jù)這個備忘錄雙方建立的聯(lián)絡事務所并沒有賦予一定的外交特權，雙方人員一次派遣駐期在一年以內(nèi)，這樣就避免了按指紋的規(guī)定。另外，對于懸掛國旗和使用暗碼電報，則沒有提及。

　　可以說，從國際關系大局把握中日外交走向是對日工作的基本戰(zhàn)略，民間友好是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根本基礎，積極開展同日本富有遠見政治家的交流則是打開中日關系的突破口。而在這中間，必須把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結合起來。在這些方面，周恩來的外交智慧依然值得我們深深領會。

　　(作者系山西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山西特聘專家”，日本長崎縣立大學國際信息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