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重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 盡力解決各種問題【2】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對知青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視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深刻闡述上山下鄉(xiāng)的重大意義。

20世紀 60年代初，黨和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重大調整。在貫徹執(zhí)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和精簡政策的同時，從 1962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zhèn)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從這時起，周恩來對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動知青上山下鄉(xiāng)作為黨和國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來抓。1962年，他在接見各大區(qū)農辦負責人時指出：“計劃生育和組織城市人口下鄉(xiāng)，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應當經常抓這件事情�！保ā吨芏鱽砟曜V（1949—1976）》中卷，第 511頁。)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舉行的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又強調：“我們對人口、勞動力、城市人口怎么樣安排，這是一個大事情。總的口號就是面對農村。就是下鄉(xiāng)、上山、下水，搞農業(yè)、林業(yè)、畜牧業(yè)、漁業(y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 533頁。)他多次主持會議討論研究知青問題�！拔母铩鼻�，一共召開過八次全國性知青工作會議，其中，周恩來親自到會四次。有一次他聽知青工作情況匯報竟長達六個小時，足見他對此項工作的重視。

周恩來還多次深刻闡述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重大意義。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們安置城市下放人員是積極的，是為了發(fā)展生產、擴大就業(yè)范圍、解決城市多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這是個長期任務，我們是從這個目的開步走的，所以說這是有前途的事業(yè)。”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頁。)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區(qū)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提出，今后 15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xiāng)參加農業(yè)生產，是城鄉(xiāng)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大事記》，第 36頁。）1965年 2月，他又明確指出，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這一工作是延綿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yè)。應當從關懷后代、培養(yǎng)革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大差別”的深遠意義來看待這項工作。一定要高瞻遠矚，長期打算，認真做好這項工作。（參見《人民日報》1977年 1月 17日。）

2、將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納入國家計劃，并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紀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由于缺乏專門領導機構組織協(xié)調，不可避免地出現職權不分、彼此掣肘等問題。隨著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有計劃地展開，知青安置工作也經歷了從無序到有序，從無計劃到有計劃的轉變。這一重要轉變，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

周恩來曾多次強調，知青上山下鄉(xiāng)不是臨時性的措施，而是長期的方針。根據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開的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上，首次把城鎮(zhèn)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納入國家計劃，就安置對象、方式、經費、物資等制定了相關政策、計劃和保障措施，并組建了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以加強對這項工作的統(tǒng)一領導。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開各大區(qū)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要求各大區(qū)，各省、市、自治區(qū)都要作長遠打算，要編制出城鎮(zhèn)知青上山下鄉(xiāng) 15年（1964—1979）的安置規(guī)劃。根據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提出 15年內，“估計每年有百萬左右的人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xiāng)”（《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頁。）。1965年 2月，周恩來在各大區(qū)和重點省、市、自治區(qū)安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強調：動員城市知青和閑散勞動力下鄉(xiāng)上山，是城鄉(xiāng)勞動力安排上的一個方面，必須納入城鄉(xiāng)勞動力整體規(guī)劃之中。目前在城鄉(xiāng)勞動力安排上存在著分散現象，需要加強統(tǒng)一管理。（參見《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頁。）周恩來的這一指示精神，在當年 4月 22日中央轉發(fā)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于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的批語中得到體現。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來的關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國營農場，但農場能容納的勞動力有限，國家財政負擔也重，各地都在尋求更好的安置辦法。周恩來肯定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提出的插隊辦法和浙江嘉興安置插隊知青的經驗，積極倡導以插隊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區(qū)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提議的，我贊成。嘉興的生產隊能安置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這樣干呢？……實踐證明，只要我們一號召，就會到處有人響應�！彼�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隊是主要的，往農、林、牧、漁場安置是第二位。要勤儉辦事業(yè)，要節(jié)省花錢。你們回去訂計劃時，第一插隊，第二插場，第三新建、擴建場。這樣就投資少，效果大。”（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始末》，第 39頁。）

為進一步統(tǒng)一黨內外認識，有序地開展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來又指示：“要搞一個決定發(fā)下去，越快越好”。（侯雋主編《知青心中的周恩來》，第 6頁。）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發(fā)了《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我國第一個指導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綱領性文件�！稕Q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參加農業(yè)生產。”“建國以來的實踐證明：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動員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保ā督▏�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頁。）

安置方向調整后，插隊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鄉(xiāng)知青主要安置到農場，插隊只占 6%。1964年插隊比例猛升到61%，1965年進一步上升為63.1%，1966年達到 70%以上。（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始末》，第 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