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在西安事變初期階段中的實踐【2】

　　中共是在西安事變后才得知此事的，并于第二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對復雜形勢作了初步分析：為防止日本趁機將南京政府變?yōu)榭�儡政府，他建議不要與南京對立，要穩(wěn)定黃埔系、CC系、元老派、歐美派，推動他們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具體地說，要爭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馮玉祥，孤立何應欽。同時，要深入發(fā)動群眾，鞏固聯(lián)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變成抗日的中心。周恩來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與南京對立”的意見，站在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角度，深刻把握時局的特點，對會議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有很大影響，張聞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對西安事變的初步判斷也是一致的�！�6〕在與張學良電報溝通后，中央委任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等同志組成中共代表團赴西安談判，并于12月15日致電南京，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周恩來到達西安后，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別是在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宋子文之間進行調(diào)停，以平息爭端，團結抗日。為此，周恩來需站在全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給予張、楊以實際的幫助。他一方面支持張、楊的八項主張，另一方面又要向蔣、宋做必要的妥協(xié)。作為中共的全權代表，周恩來還要保證準確地傳達西安的實際情況，并對中央的政策提出建議。西安事變后，莫斯科《真理報》和《消息報》指責西安事變和張學良的行為，又因為電報密碼差錯的原因，中央于20日才收到共產(chǎn)國際對于西安事變的指示。周恩來無疑要在平復張學良對蘇聯(lián)的憂慮和靈活、有針對性地執(zhí)行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上下功夫。一石激起千層浪，《申報》、《大公報》、《救國時報》等一些主流媒體對西安事變的負面評價，也對中共應對這個突發(fā)性事件構成一定壓力，周恩來利用發(fā)動宣傳部門、充分接觸群眾等方式部分地扭轉了西安事變的輿論導向。

　　(一)中共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方面

　　在周恩來赴西安談判前，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具體情況仍不明了，多數(shù)決斷要等周恩來詳細了解情況后才能做出。因此，周恩來準確地傳遞西安方面的動態(tài)信息并做出建議便顯得十分重要。如《周恩來年譜》記錄：12月17日，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后連夜將情況電告中央，并提到“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12月18日，周恩來致電中央，介紹南京親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汪精衛(wèi)、閻錫山、韓復榘等人的詳盡動態(tài)；同日致函中共陜南負責人，令他率部威脅中央軍左側，配合東北軍作戰(zhàn)；12月19日，電告中央關于西安中共特科和救國團體的情況；12月21日致電中央，為紅軍主力集中方向提出建議，希望中央發(fā)布政治訓令，支持東北軍、17路軍及其民團為抗日同盟軍并保障蘇區(qū)和紅軍的物資運輸線暢通�！�7〕周恩來及時傳遞的信息，使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形勢作出了更為準確的判斷，12月19日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是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轉折點，會議否定了西安另立政府的設想，認為對蔣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脅只會造成嚴重的內(nèi)戰(zhàn)前途，從而否定了審蔣殺蔣的可能。由此看來，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逐步提出來的，且主要是根據(jù)周恩來到西安后及時準確報告紛繁復雜的形勢，并建立在周恩來的科學分析和建議基礎上形成的。

　　由于密碼翻譯的原因，共產(chǎn)國際的電報指示直至20日才全部明晰。12月14日蘇聯(lián)《真理報》、《消息報》對張、楊企圖制造分裂的社論引起了張學良的高度重視，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對張學良如何解決西安事變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周恩來到西安后，張學良更是反復說明他極愿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尤愿知國際意見”。21日和22日，周恩來向張學良轉發(fā)共產(chǎn)國際來電，毛澤東巧妙地將季米特洛夫電報中對張學良的過激評價刪去，只轉發(fā)后文的解決辦法。張學良收到共產(chǎn)國際贊成用此次事變達成積極政治目的的暗示后得到寬慰�！�8〕共產(chǎn)國際遲發(fā)的電報更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在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上的獨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由共產(chǎn)國際的負面評價而導致的張學良與中共之間的隔閡。

　　(二)西北方面

　　周恩來赴西安，是以客卿的身份代表共產(chǎn)黨發(fā)言，處于第三者協(xié)助的地位，并不能直接決定和處理各種重大問題，可見其任務的艱巨性。在西安事變解決初期，周恩來向張、楊詳細說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事變的態(tài)度。周恩來明確肯定張、楊的愛國行動，分析事變有兩種可能的前途，強調(diào)應當避免內(nèi)戰(zhàn)、爭取和平。同時，耐心進行說服工作，使東北軍和17路軍思想統(tǒng)一，以達到迫使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這樣，紅軍、東北軍、17路軍三方面對西安事變的政策達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見。

　　12月17日晚，周恩來與張學良長談，意識到西安局勢遠比在保安時估計的復雜得多，并確信南京方面及多數(shù)地方實力派不會接受張、楊的“罷蔣”、“審蔣”的要求，新的內(nèi)戰(zhàn)危機一觸即發(fā)。兩人達成共識：“為了緩和蔣系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nèi)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nèi)戰(zhàn)，則蔣安全無望�！薄�9〕周恩來根據(jù)這些情況當晚即致電中央，果斷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為中央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意見。

　　12月18日上午，周恩來拜訪了楊虎城，針對其思想顧慮，向他說明了國內(nèi)形勢，反對法西斯和抗日救國已是大勢所趨，蔣介石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只要西安三方聯(lián)合一致，力量強大，蔣介石則報復無望。楊虎城立即表示，他愿意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10〕

　　周恩來還清醒地認識到，中共黨內(nèi)與東北軍、17路軍內(nèi)部以及西安各界人士對西安事變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加以引導。在西安事變解決的初期，周恩來廣泛接觸各方人士，分別和杜斌丞、楊明軒等二三十人談話，宣傳中共和平解決方針，并向官兵耐心說明和平解決事變的重要意義，批評了宣傳“赤化”、“紅旗插遍西安城”等過激行為，說服了一部分主張殺蔣的青年官兵。他還分別聽取朱理治、汪鋒等人的匯報，指示他們多做東北軍、17路軍的工作，力爭和平解決的前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