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復雜、最艱難的一個時期。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本文摘自《共和國震撼瞬間》,孟昭瑞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49年5月下旬,周恩來、李維漢代表中共中央分別同在北平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人民救國會、上海團聯(lián)等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頻繁接觸,商議通過成立新政協(xié)籌備會來進行各項籌備工作的問題。 通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在新政協(xié)籌備會正式開幕之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中的絕大多數,在徹底推翻國民黨統(tǒng)治,以新民主主義建立新中國兩個基本問題上,與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基本一致。
(本文原載于《文史參考》2011年第16期) 《文史參考》2011年第16期(8月下)封面 周恩來苦心排九大主席臺座位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第二天見報的新聞照片上,人們看到主席臺前排正中是毛澤東,毛的左邊依次是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右邊依次是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云、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編者按:《世紀橋》發(fā)表文章《出賣鄧恩銘的叛徒是誰?其最終下場如何?》。文中記述王復元利用擔任山東黨組織重要職務之便,多次貪污公款。
周恩來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問:“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1972年12月,風云變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團剛剛結束,糾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終于提上了議事日程。
編者按: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周恩來答問錄》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答問錄,收錄了周恩來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間接受中外記者采訪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答問、散發(fā)的聲明等文稿64篇,約30萬字;書中同時收錄83幅珍貴歷史圖片,圖文并茂。
1972年5月,周恩來在檢查身體時發(fā)現(xiàn)尿中有癌細胞,隨后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xù)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后的前途和命運作出了重大貢獻。
【論點摘編】 孫占元、張文臻在《周恩來的民族復興思想與實踐》(刊于《河北學刊》201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周恩來在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征程中,青少年時期提出“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強調中華民族欲圖自救必須推翻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抗日戰(zhàn)爭時期提出為“復興我們中華民族”而戰(zhàn)并深刻闡明“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真正含義,新中國成立后提出團結一切力量,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共同“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周恩來在關于民族復興奮斗目標的探索中,先后確定了實現(xiàn)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為中國的工業(yè)化和“一五”計劃的實施嘔心瀝血,繼而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xiàn)代農業(yè)、現(xiàn)代工業(yè)、現(xiàn)代國防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號召。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楊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對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工作非常重視,他經常強調:一定要重視環(huán)境保護,不能因發(fā)展經濟而犧牲環(huán)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后代的事。周恩來曾20多次蒞臨祖國西南邊疆云南,他對云南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工作作出了不少具體指示和要求。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兼管國家民族事務,他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尤其是對民族干部隊伍建設有著深刻的認識,走出了一條民族地區(qū)干部隊伍建設民族化與各民族干部交流合作之路。 一、培養(yǎng)民族干部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應普遍而有計劃地進行 周恩來非常重視民族工作與民族干部隊伍建設,每當論及民族工作,“幾乎都要講到民族干部問題”(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周恩來百周年紀念——全國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834頁)。